（獨媒特約報導）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在星期日進行，民主派今屆有超過八十人參選社福界，希望爭取全取六十席。關注低收入綜援聯盟幹事李國權和其他社工及服務使用者組成「社福同行」，一起參選。他曾經是邊緣青少年，因為「青少年見習計劃」而誤打誤撞進入了社福界，甚至可說是改變了他的下半生。
故事要從2000年說起，李國權自言曾經是典型廢青，在中學會考後做過清潔、收銀員、葯房、餐廳和網吧，但都做得不長。李表示，當時父母離異，自己在網吧工作，每日下班後都不想回家，對前路感到很迷惘，只想逃避家庭環境的轉變。「夜晚就由旺角飛單車去到尖沙咀碼頭，識下女仔，個時都唔知自己想點。」
後來遇上社工天sir，李國權形容是對方把他撿回來。「原來社會上有人咁關心和相信自己，我地沒有血緣關係。」天sir更介紹他到香港遊樂場協會工作，李國權當時心裡想「如果有更多天sir就好正」。
七年
當時被標籤及定型為「無得救」的他，在香港遊樂場協會一做便做了七年。七年間，做過青少年就業見習計劃、青年大使、活動助理、朋輩扶導員、活動工作員和青年工作員等；服務對象有長者、青少年、兒童、家長和日校學生。「除咗文職和清潔阿姐，其他一概做齊。」
當時是2003年，沙士過後經濟不景。政府推出一堆臨時職位，以應付青少年失業率高企。李國權的工作職位正是旅遊發展大使，其後轉過做青年大使及活動助理，一年半後做朋輩扶導員。他在記者面前如數家珍，「青年大使薪金只有四千元，全職喎，唔係兼職！」
及後轉回做活動助理，並再成為活動工作員，最後轉職為青年工作員。這一切，對李國權來說依然記憶猶新。 李國權強調，這類臨時職位令人感到前路茫茫，因為往往要在計劃最後一日才知道前路。「所以呢，好感受到合約制社工的迷惘。」
李國權提到，自己比較幸運，七年間培養到對社福界的興趣。他在工作過程中接觸不少學生，感同身受，並想過做外展社工。
他舉例指，眼見不少新來港及基層家庭的青年輟學；社工付出時間和努力，令他們明白持續貧窮不是自己的「錯」後，但他們回到原來的環境時，一樣沒法脫離，繼續受家庭和環境影響。「撿海星當然重要，但如何處理衝埋嚟啲浪更重要。」
「想做一啲事，嘗試影響社會。」他最後離開了青少年服務中心，在2011年加入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初時是兼職幹事，並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修讀社工課程。 在大半年後轉為全職組織幹事，主力跟進在職低收入家庭貧窮及墟市。
關注一筆過撥款問題
他表示十分關注一筆過撥款問題，認為必須改革和取消。「好坦白講，一筆過撥款其實對服務使用者的影響極大。」李國權續提到，一筆過撥款令同工要交數，便要達到要求才能留低，造成不從服務使用者出發。「咁樣係等如廢咗社工武力。」
李表示在港專社工課程畢業後，一直沒有註冊，「因為想同基層走得更近，想同街坊一起改變個社會，因為我們都是社福界一份子，」
抗爭就要承認責任
兩年前的一場雨傘運動，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章。李國權提到，在運動期間曾接觸很多基層街坊，一起談政治和公民身分，想法甚至比自己進步。
走過79日，他決定在金鐘清場時，坐著、等待和被捕。「所有事都有代價，要作出改變，便要有承擔。」李國權認為，被捕不是愚蠢行為，而是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抗爭就要承認責任，如果做咗又唔敢認，不但未能彰顯公義，更是和政府一樣的一丘之貉。」
李國權表示，當時很多朋友覺得他好傻，母親同樣叫他不要這樣做，但他堅持。「在中大罷課時，已決定要投入改變香港的未來，決定咗就要由頭行到尾。」
最初的起點
記者相約他做訪問，地點在深水埗楓樹街遊樂場，因為那是一個里程碑。李國權一直跟進及推動墟市政策，由五年前的零的突破，到今天政府漸漸開綠燈，當中過程不得不承認是深耕細作。
李國權表示，在2011年年尾時，發現有很多基層街坊在深水埗聚集，遂開始和街坊傾計。他用了四個月時間，和街坊一起做午夜墟的小販，一起體驗被食環署驅趕。
後來更決定要挑戰康文署，希望在現有制度上作突破，在2014年成功爭取一小步，街坊可以在楓樹街籃球場辦墟市。其後就是民建聯要求取締區內小販和桂林夜市，到約見官員作倡議、抗議和遊說；去年深水埗區議會開放予民間申請舉辦墟市，都是一步一腳印。
李國權由服務使用者、支援同工、社工再到社區組織者，認為在過程看到社福界規劃問題，感到只有機構成員及社工代表業界發言。李強調，「社福同行」就是希望和服務使用者一起最後並肩同行，參選就是表達這個訴求。「好簡單，如果要攞我提名同要我投佢票，就一定要支持真普選。」
記者：麥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