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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民主派造成中港民運割裂 當下如何建設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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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燭光晚會在即,街工昨晚舉辦撈亂骨頭對談會(六)中國vs本土,邀請了蒙兆達(下稱蒙)及何正男(下稱何)分享八九民運於當下的意義,二人分別是八九民運年代及今天的學生,前者為職工盟總幹事,後者是支持港獨的本土主義者,對談會主持人為街工執委朱江瑋。

悼念六四不應淪為道德選擇 主流民主派造成中港民運割裂

蒙認為青年人關注六四與否,不應淪為是否冷血的道德批判,因他們不像中年人般,對六四事件有直接的體驗,若六四討論流於道德選擇而未能連結當下的社會抗爭,將難以與青年人對話。

他認為中港民運割裂是主流民主派造成,他引述司徒華的自傳《大江東去》,指當時他與李柱銘有所分工,由司徒華擔起支聯會的大旗,民主黨則由李柱銘領軍。這種割裂式分工不僅是二人之間的合作,更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主流意識形態也是集中關注本港事務,至於支援內地民運則由支聯會擔當,背後反映了八九民運動,主導的意識形態是民主抗共,捍衛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權利。

悼念六四的話語則停留在悼念的層面,失去了現實意義,今天的中共政權與當年鎮壓學生的中共政權是相同的,可是主流民主派在處理香港政制改革上,中共仍是其爭取支持與溝通的對像,這種假設也是缺乏現實基礎,正如剛過去的特首選舉,主流民主派支持曾俊華正是代表其對中共仍抱有幻想,認為中聯辦與梁振英不代表中共。

主流民主派在中港關係上的「河水不犯井水」的取態,正是當下的民運困境,若繼續劃地為牢,未能發展新的政治論述,鼓勵民眾更大規模連結及支援內地的民間社會,則無形中在削弱挑戰中共政權的民主力量,香港應作為窗口,扮演積極角色,結連中港民運,否則將出現意識形態真空,出現排外的右翼本土力量。

投降派何以繼承道統 枉論毋忘八九民運精神

何強調他不代表本土派,但能反映本土派關心的問題,他亦希望對談會能夠讓本土派被污名化的程度減少,他指出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者應回應民眾的質疑,他表示自己有協助中大六四特刊的出版,但對於出席晚會就有所保留,他坦言自己討厭泛民,不喜歡民主黨,因其政治取態是不斷向中央獻媚,既說毋忘烈士的血,同時又與中共委員談笑風生、密室談判和退讓,實在無法說服自己與何俊仁等人同台悼念,他們已是投降派,未能繼承八九民運的精神。

何認為命運共同體的說法是曖昧的,他雖認為民族認同是可以選擇的,有人以中國人為身份認同也不等於有問題,問題是中港連結上,應有清楚的邊界與港人主體,譬如台灣獨派曾撰寫《自由人宣言》,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彼此的不同理應得到尊重,又如八九民運領袖王丹也同意在統獨問題上,應由當地人民決定,惜中國的知識分子卻鮮有此想法。

何又提出參與六四晚會的人數已在減少,大家與其繼續罵本土派,倒不如開放論述,嘗試去中華化,讓悼念六四的活動可以重現生機,他又指出本土派或被認為法西斯及仇視內地人,可是其焦躁是源自壓迫,應該得到諒解,其論述也正在修正,何相信其有生之年,本土派在主權的爭取上可有寸進。

何謂本土派 誰不是在地抗爭

有與會者指出本土派一詞被壟斷了,不少抗爭者一直在爭取港人權利,如民主、人權、自由,他們為何不是本土派?本土派與民主派的分野其實不應存在,應重新聯合力量。也有與會者引用個人的各地抗爭連結經驗,對於何所提出的不同地方的民間連結應強調香港本位,感到難以理解,因交流經驗不就是建基於彼此的鬥爭,在外地人眼中,港人必然代表香港的本地抗爭經驗。

蒙亦表示自己一生都在組織香港工人,「本土」可以是方法或策略,但是在地抗爭不代表要排拒其他社群,例如受到李嘉誠剝削的中港工人,比起他與李嘉誠,或更有認同感。蒙對於香港人是否有大一統的身份認同表示保留,認同感不能抽空去看,民族符號可能是想像出來的。

有與會者認為民族主義是有缺憾的,容易造成對其他人的排斥,應以階級為綱領,團結國內人民。

悼念六四作為非建制派的判別標準 及對於本土的戰略意義

網台主持楊繼昌指出多年來最不滿支聯會的,就是「左膠」,他曾建議六四廿五周年(2014年)燭光晚會遷移到遮打花園舉行,歷史意義追溯到八九年民眾圍繞舊立法會,既呼應當年的意義,同時指向佔領中環,無奈支聯會依舊猶如化石,未有接納。然而,回歸後應否悼念六四始終是判別反對派與保皇黨的重要標準,故此黃洋達提到要減弱燭光時,其立場與殖民者是一致的。從本土派立場而言,以香港人身份悼念六四,就是戰略上爭取西方世界支持獨立的重點。

一無所知 如何高呼建設民主中國

有與會者認為支聯會口號之一:建設民主中國,說起來相當薄弱,不少人以為香港可以作為燈塔來照亮所謂地獄鬼國,然而中國困苦的人的鬥爭為何,他們對民主的理解與訴求是甚麼,大家可能一無所知,同時不少知識分子亦難以擺脫大中華的想法,以出席燭光晚會的民眾為例,若問其西藏獨立的立場,可能十個有五個不贊成,因此大家所說的民主中國,其實又是否包括中國各地人民擁有自決的權利呢?

八九民運作為本土民運啓蒙

街工勞工幹事阿英認為六四從來是非常本土的事,當年港人因八九民運而發揮之前看不見的特質,他的成長過程中,港人只顧物質也沒有集體,八九民運激發了港人對於不公平的事有所義憤,為沒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作出努力,難得百萬人一起上街,感受到共同的命運,因為八九民運,才知道香港人原來可以這樣。他又指出不少街工成員不喜歡被「老笠」為泛民,本土派支持者亦沒有必要分作法西斯甚麼的,重要的是大家對於八九民運作何取態。其實八九之後,支聯會一直為不少左翼民間組織質疑,當年也有衝支聯會大台,更質疑為何不是參與中國民主運動而僅是支援。近年的六四討論再度引發的質疑與反省,可以是好事,問題是以何政治立場來積極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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