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作者蘇美智
（獨媒特約報導）在週末街上，每每能看到一大群外傭興高彩烈地聚會。她們，每天也在我們的社區中生活，熟識卻陌生。也許她們當中有一位住在你家中，然而你未必對她有深入認識。外籍傭工議題一直被受關注，早前印傭Erwiana被僱主暴力對待一事發生後，即激發起有關保障外傭權益的討論。現今香港對於家庭政策及保障外籍傭工的制度仍未完善，使得僱傭關係中權力不對等的狀況持續經年。媒體呈現的僱傭糾紛，無日無之，這不禁使人問道：究竟是什麼因素令到她們仍然冒死前來工作呢？另一方面，僱主為什麼仍要選擇外籍傭工？難道就沒有其他角度看待外傭與僱主的關係了嗎？《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的作者蘇美智，帶領我們從不同角度出發，跳出主流框架，重新探討及反思外傭、僱主、香港社會以致周邊外傭輸出國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我想比僱主睇到，用一個完整啲嘅視覺，去呈現返一個人比另一個人睇，佢哋唔單止係一個傭工，佢哋係一個完整嘅人，佢有佢嘅家庭，有愛錫嘅人，或者佢有好多諗法好多追求，你係咪可以用一個人嘅角度去尊重返另一個人呢？其實好簡單嘅野，但每當去到外傭時，好奇怪嘅係我哋覺得人對人好理所當然嘅態度就消失左，同理心亦消失左。」蘇美智說。
外傭與本地女性的「選擇」與「抉擇」
蘇美智既是獨立記者、外傭僱主、亦是一子一女的母親。她認為，不同的角色能讓她從不同角度思考及理解外傭議題，「作為僱主，點解我要守持呢條（與外傭關係的）界線，作為記者我點去睇佢哋受到嘅剝削或者制度上嘅問題，作為媽媽我點去處理屋企多左個陌生人果種感覺。我覺得可以用我擅長嘅野，或者故事、生活經驗去做一本書去協助溝通。」談到僱主及母親的角色，她的內心亦經歷過不少掙扎及不安。與一個素未謀面的人住在同一屋簷下，其實也需要時間適應。因為工作而未能常常陪伴子女成長，內心亦一直十分內疚，感到自己背負著「棄嬰」的惡名。每當外傭姐姐愉快地跟她說看到自己的女兒第一次拍手、轉身、坐起來等，想到目擊者卻不是自己時，心中不好受，久而久之更產生了一些醋意。在對待姐姐的時候，不時也會多了一份挑剔，「當你嘅心情被蒙蔽左一層，可能少少妒忌或者不安嘅時侯，你就會覺得果啲好細微嘅野你就會容忍唔到」，幸好她後來亦克服了這關口，懂得如何釋懷，「之後諗返起果啲焦慮其實可能都真係幾傻瓜嘅，但係嗰樣野真係好真實。如果比我咁樣繼續落去真係可以變成一件幾恐怖嘅事，但同樣好彩嘅係我跳得返出黎，好彩我姐姐依然係一個好好嘅姐姐」。
其實蘇美智也與不少女性一樣，雖然很想與孩子共同成長，但亦有自己想追求的夢想。然而，當女性去追尋夢想時，卻會受到外界的一些負面評論，例如「棄嬰」，甚至有人說：「你哋女人出到嚟搵到幾多呀，不如留返係屋企好過啦」。女性看似有選擇，可以到職場工作，但其實不知不覺間仍會受到不少負面的抨擊，陷入兩難局面，「當然我都好尊重嗰啲尊心照顧小朋友嘅媽咪，其實為呢個世上培養一個好人可能仲好過打份工㖭，但當一個女人有佢嘅選擇同人生嘅追求時，咁點解仲要用棄嬰呢個字去罵佢呢？」
另一方面，外籍傭工同樣也面對著這種「選擇的幻象」。有說她們可以留在菲律賓發展，不用離鄉別井，然而當地發展仍然比較落後，選擇不多，能在當地找到工作並足夠糊口的也只是極少數。在她們普遍的價值觀當中，只有海外工作才能讓她們供養孩子讀書，創造更好的生活，所以她們才不惜欠下中介公司巨額金錢，扔下家人，也要勇闖海外。在書中不同的故事裡，道盡外傭的無奈。當地女性外出工作，即使面對老公可能有外遇的問題，也只能忍耐，一名外傭淡言道：「這是海外工作的一部份……是套裝，我只能接受。」實在教人心酸。外傭到海外工作到海外工作大多是為了養活家人，旅程中只能容下一點夢想，甚至沒有。
僱傭關係：在剝削與親愛之間
一些人認為，外傭與僱主的關係關係的本質是剝削，蘇美智坦言，不敢用「剝削」完全概括整段僱傭關係，因為這亦視乎不同家庭與傭工的相處。剝削不一定出現在人與人之間，然而卻是制度化的。例如在「同住規定」（即強制性留宿）政策下，外傭要二十四小時隨時侯命地工作，休息時間並沒有明確劃分，容易造成剝削。蘇美智認為，雖然制度如此，每一個家庭也可以進行微調，自行與傭工界定工時，「其實有啲嘢僱主都可以做到，唔需要等到話大革命嘅時候先做。比如話要唔要每一日比一兩個鐘，真係劃定為僱員嘅休息時間，而唔係二十四小時無好清晰嘅休息。起碼你有一兩個鐘真係可以出街唔洗問你嘅，可以做自己嘅野」。她亦指出，當孩子長大後，外傭其實沒有需要留宿，因為她們往往出於責任心把工作搶過來做，令孩子缺乏了學習自理的機會。她認為，家家自有家家事，彈性處理，尊重各方的選擇權，總比法例的硬性一刀來得適切。
談及與傭工之間的相處，蘇美智亦分享到：「我同佢之間唔會當成為親人，雖然阿囡寫（外傭是）親人交功課我唔會反對，呢個係佢自己個人嘅感受。佢試過有一次比老師咁打交叉，即係一剔一點，所以某程度上係一個disapproval。」曾經，美智的女兒也經歷過與姐姐難以割捨的階段，「即係我都嘗試過去同我個囡去解釋，其實姐姐有佢屋企架喎，因為當佢覺得姐姐係佢屋企人嘅時候，佢會覺得好難割捨。有一日如果姐姐覺得完成左工作，想返去嘅時侯，都會想返去攬住個寶貝。當然嗰時佢都會扁咀，但某程度上佢都要慢慢咁去理解」。雖然女兒可能對姐姐有另一種感情，但在美智眼中，「姐姐」是一位十分親密的工作伙伴，不過在「親人」之前，亦持守了一條界線。
制度下的出路
僱主與外傭的無奈，是否真的沒有出路？ 「我覺得外傭唔係唯一嘅解決方案，（我哋）應該有更加多想像力。至於點樣去有其他解決方案呢，我覺得唔係一個家庭入面可以做到嘅事，而係應該政府嘅資源嘅承擔嘅問題。」例如在香港，法例規定不可獨留十六歲以下兒童在家，但政府卻沒有推行十二至十六歲的託管服務（註1），明顯存在政策漏洞。託兒設施及家務助理等措施一直被受忽略，託兒設施不足及家務助理的高昂薪金，根本超出中下層家庭的負擔能力。政府不但漠視問題，更把責任扔到外傭身上並繼續壓低其工資，「比如話早排有個爭議，政府應唔應該資助全日制幼稚園，當時我都有寫過文章，提出其實某程度上係舒緩家庭壓力嘅一種方式。有好多家長無能力去請外傭，佢哋個小朋友仲細仲讀緊幼稚園，咁呢啲全日制學校就係可以比佢哋放小朋友係到，收工時先再接返，比較安心嘅係有老師照顧。但佢（政府）唔資助，要行半日制。好多時我哋係被逼去依賴外傭，亦無咗選擇。」
另一方面，美智亦提及到彈性工時制度的可能性，「我哋係咪可以有一啲半職嘅工作，好似律師可以照接case，而有啲社工都係用case去計算工作量，其他工種係咪都可以有多啲想像呢？」其實在看似兩難的局面下，隱約之間也能看到不少解決方法。不過，若然政府不願意正視問題的根源並落實推行相應政策，不只是僱傭糾紛，牽動社會的家庭問題也終將持續下去。
記者：文海欣
編輯：Ruby Lai
註1：對於6至12歲的兒童，如他們的家長因事、工作或其他原因暫時未能照顧他們，可考慮使用社區上的課餘託管服務。這服務是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及「收費模式」營辦，主要為6至12歲的兒童提供半天支援性質的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功課輔導、家長輔導和教育、技能學習和其他社交活動等。 (社福利署，2005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