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說起岑敖暉，令人不得不想起一張相片，相中的他，眼望前方，雙手舉起，儘管已被六至七名速龍小隊包圍，他的身子仍站得挺直。整個姿態就像在迎面而來的海嘯前，讓自己不為所動。由於捕捉到他堅定的眼神，這張充滿張力的照片紛紛被世界各地媒體轉載，更被獲選為2014年香港年度新聞圖片。
這張照片也正好記錄了，岑敖暉被各種法律程序纏身的開端。三年前的佔領運動後期，警方乘著高等法院剛頒下的禁制令，在旺角佔領區展開清場行動。期間共拘捕40多個人，當時為學聯副秘書長的岑敖暉是其中之一。儘管律政司旋即以刑事藐視法庭罪名起訴其中37名被捕者，但由於律政司未能按程序準時提交「聆訊日期通知書」，法庭於2015年9月宣佈撤銷案件。其後律政司重新入稟控告，即使岑敖暉等被告提出上訴，要求法庭撤銷控告，但是最終被駁回。誠如岑敖暉所說，「要來的，始終要來」，其中一宗牽涉他與另外19位被告的案件，於今年7月正式開庭審訊。
這三年來的撕磨，就像是站在一個無底深洞面前，無法從洞口預測洞的深度，何時會判刑？會判坐監多久？人生的每一步都好像受著這案件的牽制，怎麼走下去要得看看法官怎樣判。這種撕磨預計不會隨著這次法庭判刑而作個了斷，因為他還有七二遮打佔中、衝入公民廣場、雨傘運動，律政司能隨時在未來某日向他提出控告，而前方亦有另一個黑洞在等著他。
他知道自己絕大可能要面對監禁，「對於坐監我一點都不擔心，很老實地說。」只是很好奇會坐多久，「好像放榜般，究竟會判多少個月呢？」他笑說。訪問之前，他找了一家廉價的單剪髮型屋，剪短了些少頭髮，「不想被懲教的人剪。」他悄悄地說。與數個朋友合租居住在深水埗，他也早已交代了租金、水電、貓咪飲食等等事宜。父母呢？他一臉疲倦地說，未有時間處理父母的情緒。話雖如此，對於參與社運，「他們一向都很支持，一向都很理解。」
不過他並不是完全沒有思索過入獄要面對的種種困難，「要困在鐵欄入面，被監視、生活被管制、跟住別人設定的時間表去行走、失去自由。第二就是，失去與外界接觸和資訊吸收，尤其是現在有網媒，資訊吸收的速度與習慣，跟傳統電視報章，即獄中接觸到的資訊，那個節奏是十分不同，適應需要時間，很痛苦，亦都令自己對外界失去敏銳性。」他覺得失去自由和資訊隔絕這兩個難題可以去克服，也在想自己將要花多少時間去適應獄中生活。「但最困難的都是跟親愛的朋友分離，跟親愛的人隔絕，對於我來說這正在發生。」
二
一個月前，律政司就2014年的兩宗案件：反新界東北衝擊立法會和重奪公民廣場，向法庭申請覆核刑期。原本被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的一眾抗爭者，其實早已完成服刑，可是在短短一星期內，這兩宗案件相繼重新判刑，令岑敖暉兩度面對與親密戰友短暫分離的苦楚，先是何潔泓和黃浩銘被判入獄13個月，然後是周永康、羅冠聰和黃之鋒被判入獄6至8個月。
2014年9月22日，學聯在中大舉行集會，啟動罷課。
2017年8月20日，也就是判刑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數以萬計市民上街遊行，聲援在囚者。「這是無庸置疑地，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最多香港人出來參與遊行的一天。」被各大傳媒圍著「扑咪」的岑敖暉語帶堅定地說出這句話。雨傘運動落幕後，他曾言不知道自己怎樣的人，不知自己可以做什麼。如今眼見戰友被囚，他再次站到台上，字字鏗鏘地高喊口號，並號召市民上街，也鮮有的在鏡頭前落淚。
目前為止，他先後探望過何潔泓、羅冠聰、周永康、黃浩銘和黃之鋒，在他們身上，岑敖暉總結到一點，他們都不認為自己是很委屈，即使他們知道香港在短期內不會有明顯的改變，「但公民抗命、受難可以產生什麼能量，這是他們所關心的。」
他特別提到「天天頂撞懲教」的周永康，「他對於具制度性的環境很敏銳、很有感覺的人。」「有很多事他都很關心，很想去改變。從懲教文化，以至在囚者的權利和福利，他都有很多疑問和熱情貫穿在裡面。」因此，「我完全不擔心周永康。」
除了探望戰友外，他與其他支援朋友每星期也會打印數疊「信」給他們。這些「信」其實是一些在監獄裡不能看到的東西，也是他希望將來能在獄中收到的，「感受、facebook status、監獄入面不會見到的文章、出面發生的事情、社會脈搏，即是不想脫節得太厲害。」
處理支援被囚者的工作同時，他內心的另一處，也開始在心理上準備自己絕大可能要面對的監期。他不希望自己被「制度化」得那麼厲害，他要適應監獄生活，但不是叫內心順應監獄的規律、制度。
其實，比起自己，他更在意牢籠之災能否使更多人身體力行支持民主運動和反威權運動，畢竟這正是公民抗命的過程裡，有人犧牲後，接下來的事。「每個人都有責任或義務去回答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是認同這些為我們付出或奉獻的人所提倡、所承載的價值和理念，對於自由、公義、民主、平等的追求，究竟我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可以怎樣行前多一步？」
「我們要不要成為令政治犯覺得坐監是白坐的元凶呢？」
（左起）羅冠聰、黃之鋒、岑敖暉，在公民廣場案覆核刑期宜判前一晚，在廣場外的集會上發言。
三
在某些人眼中，一連串的聲援政治犯行動卻是一場無謂的盛宴。最備受爭議的，是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的「求仁得仁論」，認為學生不應指法庭判決是政治打壓。
「法律界所謂的頭面人物，其實不理解公民抗命的涵義和意義是什麼，但這個令人挺失望。因為其實公民抗命除了是由政治哲學衍生出來的討論外，但在法哲學、法治、憲政民主，即是跟法律制度有關的，都有很多相關的討論。」要回應「求仁得仁論」，岑敖暉認為得先從公民抗命的涵義說起。為甚麼要用到公民抗命、違反法律的手段呢？「最核心的元素，你會去透過犧牲、透過付出、透過奉獻，去從中產生一些政治力量和道德力量，去令一些本身不太理解這些的人，會有多個空間、渠道、窗口，去思考這班人為甚麼會咁顛，有原本的事要做、有原本的路不行，去做出一個咁大的犧牲、付出、suffering呢？」另有一點，他認為非常重要， 「Employ公民抗命的人，在社會上不是少數就是弱勢，就算不是少數，他們必然跟制度和有權力的架構，那種權力關係是不對等的......無權力的人要怎樣將政治訊息和行動理念宣揚開來，成本和門檻一定會比有權力的人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鞏固到，公民抗命背後所承載的價值的群體，令這個壯大了的群體，能有更大力量去挑戰不義的政權。「所以如果說公民抗命就等於坐牢呢，我覺得這個是很幼稚的想法。」岑敖暉說。
「如果說「求仁得仁」，那個「仁」就是要令更多人認同，究竟我們在做什麼。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我覺得現在這一系列的判決和政治犯的出現，如果能令民主運動的力量去壯大，更多人願意行前多步、同情、理解、參與香港民主運動不同的sector的話，那便求到個「仁」。」
他不反對石永泰在電視清談節目中贈送年輕抗爭者的一句「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因為民主運動有不同層次和一定複雜性，不能只定義為街頭上做遊行示威、公民抗命、衝擊或是暴力抗爭。「所以要問清楚留得青山在的意思是，你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裡，繼而去擔當其他的位置，行前多步，還是你覺得現時冇得鬥，搞唔掂，抖抖先，收收皮，不要搞民主運動，不要搞反抗威權政府的運動了。兩者的分別很大，後者就是像他這樣的投機份子採取的位置。而我們社會是否靠投機便可以前進呢？現在坐監的政治犯想說的就是投機是不會前進，投機會令更多人不知不覺地、有意識地、主動地、無知地行近有權力的一邊，即是專制政權的一邊。」
「其實並不只針對石永泰，還有很多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和地位的人，亦都某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他們的青山已經在，他們可以為了一些他們認同的價值，怎樣行前多一步呢？與其說跟羅冠聰一樣，都是阿仙奴的球迷，或很便宜地說投過羅冠聰一票，不如想一下，他在自己的崗位，他有的權力、資本、社會地位，可以怎樣回應羅冠聰的犧牲，和百多位抗爭者的犧牲。」
四
數年來，香港的政治氣候變化如此快速，數個月的監禁或許足以使岑敖暉跟未來的社運和政治節奏變得不同步。但是這一刻他可以肯定的是，香港已從「半威權統治」進入了「威權統治」的時代。「在制度內，你參選或投票，就DQ你或DQ你張選票；在制度外，做街頭運動，就將你送進監獄。」
他認為民主派未有了解政權「打擊分離主義為名，削弱民主力量為實」的策略。「民主派經常有個想像，就是政權只是想對付港獨，並不會對付他們，所以跟港獨切割便可以。可是在別人的算盤裡，已經透過不同訊息和行動去表達，在他們眼中（民主派和港獨）是沒有分別的。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新形勢。」
「以往民主運動的主軸是跟隨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去爭取普選的運動，即是爭取民主代議政制的運動，2014年8月31日其實（政權）已將這個路線蓋棺。現在要面對的是，未必在短期內可以推進到民主政制或香港獨立的局面。 」在這種新形勢底下，似乎香港人要做的，只能是守著各種讓民主力量有機會滋長的空間和民主運動所擁抱的價值，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社區陣地、公共空間等等，並讓它們繼續生長。因此，他覺得「反威權」將成為重心，「抵抗威權統治將一切民主運動勢力消失」將成為香港未來的重要議程。
此外，立法會宣誓事件和近日的大專院校民主牆事件，亦令他看到政權採用了新的方法去鞏固自己：文革式批鬥。「對方進化得很厲害，愈來愈懂得抓住公眾的情緒，抓住一些普羅大眾覺得是錯的東西，然後加以利用，去推進自己的政治目標。」他覺得這是以往較少見到的，而以往對方只會抓住民主派人士的醜聞，加以打擊。
「可以令你的處境很糟糕，可以是被批鬥、無故被入獄、失去政治權利、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幾乎肯定，香港現時有一個人已被終身剝奪政治權利：梁天琦，預計陸續會有人被寫入這個名單內。他擔心自己會被盯上嗎？「我覺得擔心不來。」這方面他較樂觀，認為總會有屬同一政治光譜或理念接近的人，能避開政權的「雷達」，去擔任出選的崗位。
至於要用甚麼方式去抗爭，亦爭議聲不斷。雨傘運動後，有聲音指非暴力抗爭已失效，香港人需要進取些，作有一定程度武力的反抗，但另一方面，雨傘運動出現的衝突畫面，卻被保守勢力批評為「暴力」或「走歪了」。回應這個時，岑敖暉開宗明義指自己並非一個非暴力抗爭教旨主義者。「在道德層面，我認為面對壓迫如此嚴峻的政權，是沒有道德位置反對動用一定程度武力的抗爭模式。」
「只不過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就要視乎採取這個策略的人要去想清楚。其實現在非暴力抗爭都面臨同一問題，即是成本和代價高的時候，能不能夠堅持下去。你出一張牌，對方當然會還擊，對方還擊的時候，你是否能繼續出牌下去，這是用任何方式參與民主運動和反威權運動的人都要面對和回答的問題。」
不論主張「非暴力抗爭」還是「暴力抗爭」，都需要考慮持續性的問題，「任何運動都不可能只是考慮一波，因為這樣很危險，會覺得今次不成功便什麼都沒有，便會節節敗退的樣子。」
雨傘運動期間，岑敖暉是傳媒及群眾的焦點。攝於金鐘佔領區。
五
現在的岑敖暉，能十分有條理地說著對現時形勢的看法，或許過去的說話曾被傳媒扭曲、斷章取義，使他努力讓自己應對傳媒時，用字更謹慎、論述更完整、不易墮入語言陷阱。未能即時回應的問題，他會沉思數十秒後才開口回答；不能回答的，他會直接拒絕回答，並坦承自己「無論生活、情緒、思緒都十分不平靜」，以致未能整理說法，而不是「遊花園」。
佔領運動使他頓時被推上時代的風口浪尖，儘管他未有在運動完結後立即踏上政治舞台，現時為朱凱廸的議員助理，但他的一舉一動、個人生活、和誰交往，仍然惹來不少的注視。不少人對他充滿期望，認為他和周永康將在未來香港的民主路上擔當重要角色，可是他對自己的期望，卻是更指向內心的，「希望自己能頂得住政權對我們的扭曲。」數秒後又補充了一句，「真的，每天都有很多從政權而來的壓力、威嚇、誘惑。」例如哪些誘惑？「想過一個舒適、安穩的生活，這會驅使自己走向政權那一邊。」
如相片中的他，正努力在各種衝擊面前，不為所動。
【佔旺案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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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黎彩燕
攝影：麥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