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展邦的辦公室門外貼著紀錄片《地厚天高》的海報，他笑言是「全香港唯一一間有梁天琦poster的律師行」。他說自己處理不少暴動罪案件，見到港大師弟梁天琦受打壓，感受尤深。
（獨媒特約報導）15年後，滿腔熱血的小伙子已達成了成為律師的理想，支援民主運動中更多懷抱理想的人。
2003年23條立法風波席捲全城，那時還是中六生的伍展邦發起「中學生關注基本法第23條立法聯盟」，過千中學生響應其號召，在7月1日與數十萬人上街，寫下歷史。
年月過去，社會氣氛起起跌跌，萬人遊行的景象再不常見，換成了不斷上演的法庭戲碼。DQ議員案、暴動案、佔中九子案、佔旺刑事藐視法庭案、一地兩檢司法覆核......近年數不清的政治案件中，律師團隊都有伍展邦的份兒，在法治風眼之中，與愈益猖狂的威權正面交鋒。
伍展邦在中學生聯盟橫額前發言。（網上圖片）
百字宣言 過千學生響應
見證主權移交的轉變，在中學參與辯論隊、公民教育小組，關注時事對伍展邦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記得，那些年校園論政的氣氛相對寬鬆，老師會談論六四，但在同輩之中他始終是少數。「那陣時沒有中學生參政，那個年代仲係『鼓勵大家關心時事，唔好淨係讀書』。參政或者關心社會，係頗為怪、頗為少數。」
至2003年，當社會各個界別同心反對23條立法的時候，伍展邦發覺沒有人代表中學生發聲。他不甘被消音，「點解覺得我哋冇一支旗、冇一個組織代表，就等如不反對呢？」那年6月底，他匆忙找同學幫忙做了一個網頁，放上自己草擬的百字宣言，呼籲中學生參加七一遊行，「其實（訊息）好簡單嘅啫：我哋係一班中學生，我哋好care呢個城市，所以我哋反對廿三條，唔該大家出嚟遊行。」
他將宣言傳給ICQ上的所有朋友，又貼在討論區、newsgroup、歌詞庫等網頁，誰料到一呼百應，他的ICQ隨即被「add爆」，電話自此響過不停。於是他找來同班同學林正文，及很早就聯絡他的陳樺，三個中六生成為「中學生關注基本法第23條立法聯盟」的召集人。
距離遊行只有數天，他們四出張羅物資，親手畫橫額；遊行當天，聯盟被安排在摩頓台球場起步，球場瞬即爆滿，擠滿中學生，拿著自製的示威牌，在酷暑下步行到政府總部。
伍展邦笑說，「自此踏上一條不歸路。」23條立法擱置後，聯盟轉型，改了個更簡潔直接的名稱——「中學生聯盟」，希望繼續代表中學生的聲音 。
2003年港台節目《鏗鏘集》訪問中學生聯盟。（節目截圖）
參選區議會 堅定律師理想
而伍展邦自己則在翌年升讀大學，原想讀法律但高考分數不夠，便選擇在香港大學修讀政治和歷史。在大學的3年，是大型社會動員過後的沉寂期，加上「董落曾上」，管治班子換人，社會氣氛「搞咩（社運）都搞唔起」，伍展邦的投入度也降低。
2006年的暑假，他到余若薇議員辦事處當實習，應余的邀請加入剛成立的公民黨，並在2007年畢業後參選區議會，在大埔富亨選區取得1,736票，僅敗於獲2,053票的民建聯王秋北。
從政之路未如願，但他說，選舉過程更堅定了當律師的理想。街坊大大小小的求助，包括離婚、工傷、漏水、法團等，都需要專業協助，「如果你係一個律師，可以好切切實實幫他解決這些法律問題。」
教學生涯 目睹社會貧富兩極
剛畢業的伍展邦，除了參選區議員，同時還在中學任教通識和歷史，夜間進修法律。
他的第一份教職在觀塘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校內學生一半是少數族裔，一半是新移民，都來自基層，常常缺課，因為要做兼職賺錢幫補家計。
有一次，他叫一個學生去買壁報紙，但她不作聲，伍展邦不解，再三要求，「佢好細聲咁講，『阿Sir，你可唔可以俾咗錢我先，我唔會有錢買壁報紙』。」伍展邦才醒覺，學生們連基本生活都未能應付，「一些我們覺得好理所當然、好容易解決的事，對他們來說很困難。」還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問題，輟學、打架、運毒、懷孕，「以為睇戲才會發生的事，活生生地發生。」少數族裔更要面對文化及語言差異，難有出路。
渡過了盡見社會邊緣群體掙扎的一年，伍展邦坦言太辛苦。之後他轉職到德望學校，又完全走進了另一個世界，「由一間難民學校，去到一間貴族學校。」以前在學校問誰有錢學鋼琴，大概沒有人會舉手，現在問誰除了鋼琴還有學其他樂器，則至少有半級同學舉手。
學生衣食無憂，有專車接送，教學質素高，似乎是人人稱羨的處境；但伍展邦說，在這裡他看到上流社會的犬儒和保守。那是2009年，正值六四20周年，他提出想舉辦活動，但校方「一聽就起鋼」，通識科主任用各種理由刁難，「佢當時講出來的歪理，同民建聯、工聯會差不多，佢真係問：『你有冇見到六四死人？你係咪親眼望住佢死？你有冇證據吖？』」伍展邦當然不服，照計劃自行搞六四講座，後果就是不獲續約。
2014年雨傘運動。（攝：Manson Wong）
傘運鬱結
他索性全心攻讀法律，2011年畢業後，在專門處理保險訴訟的律師行見習，踏上「正常」的階梯，做「搵錢」的工作。
然後是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社運氣氛再攀上高峰，今次中學生更是主角，學民思潮掀起的浪潮，比當年的中學生聯盟更廣更闊。在灣仔上班的伍展邦，午飯時間約同事到公民廣場食飯盒，向後浪表達支持，「第一、二日都有三、四個傻仔睬我，後尾就梗係得返我自己一個。」
兩年後在同一個地方，雨傘運動爆發。大量示威者被打被捕，律師們前所未有的繁忙，通宵出入警署是常態。伍展邦身邊很多朋友、黨友也是義務律師團隊成員，可是他當時任職商業律師行，絕不能參與處理雨傘運動的案件。
平常他在晚上也會抽空為區議員做法律諮詢，但在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未能投入參與，這份鬱結纏繞不去。「做律師原本係諗住幫人、協助小市民，我終於做到律師，喺我個牌最有用嘅時候，好似做唔到想做嘅嘢。」
做「正常人」平淡賺錢過活，原來不開心。終於在2015年，他加入鄧偉棕和廖成利的律師行，而鄧偉棕正是他在2003年七一所認識。兜兜轉轉，彷彿又回到了起點。自此他開始跟進雨傘運動的案件，愈做愈多，2016開設自己的律師行，自己話事，不再受束縛。
學生送給他的禮物，戲稱他是「暴徒律師」。
「如果你問我，15年前諗唔諗到今日咁，一定諗唔到。唔洗講15年前，5年前諗唔諗到，都一定諗唔到，3年前都諗唔到。因為那陣時冇諗過有暴動，冇諗過政府會DQ啲議員，完全諗唔到會演化成咁多法律個案。」
他坦言，處理政治案件消耗大量心力，「付出100分的努力，得1分的回報，無論成果上和錢上都係。」而作為老闆，他又要「睇住盤數」，一方面投放心神做「蝕錢」的案件，另一方面又要接「有錢賺」的生意，壓力很大。
雖然他抱怨「超級攰」，但回望自己讀法律的初衷，想做有意義的事，想幫人，守住法治最後一道防線，也算是無悔。
訪問中途，他回覆訊息處理七一遊行路線上訴的事。時空再次交錯，「想當年，沒有七一遊行就沒有我」，「當你成長咗，用返你的能力幫返佢哋，成件事幾amazing。」
七一的意義：堅持
走過了十多個年頭，七一遊行的面貌形態，也改變了不少。在伍展邦眼中，過去的七一遊行是民意寒暑表，可是在傘運之後，社運陷入低潮，遊行的作用受質疑，也失去了作為寒暑表的參考價值。
「但我覺得這些堅持是需要的。其實有點似六四，唔通人少就唔搞咩。大家上網睇到，每一日施政都有問題，七一是一個好好的機會話俾政府聽，至少你覺得有咩問題。或者為佢打個分數，超多人去遊行，即係證明佢好唔掂。」
「在政府透過法律制度強烈打壓所謂『非和理式』的行為的時候，可能七一是我們可以重新用的渠道或方法，逼政府做一啲嘢。我唔夠膽講七一有100萬人就有真普選，但可能可以令馬時亨消失，或者令梁君彥唔好咁惡先吖。因為共產黨、政敵都係欺善怕惡，你個勢強，咪拉住你傾，對你客客氣氣囉；你個勢一弱，就打落水狗。如果大家不覺得暴力革命是一個出路，如果我們用返和理非的手法，一個人數眾多的遊行應該是較強的選項。」
2017年七一遊行。（攝：Alex Leung）
【還政於民15年】
孔令瑜：希望大家都回到遊行隊伍 向政權說不
記者：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