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未夠秤》英藉導演杜浩綸(Matthew Torne),在雨傘運動四周年之際,推出後雨傘紀錄片《分域大道》。香港首映的日子正好是9月26日,當年學生在臨近罷課尾聲時衝進公民廣場,觸發市民留守金鐘,直至催淚彈在上空爆開,為佔領運動揭開序幕。79天的雨傘運動改變不了制度,卻改變了不少人的生命。收起了雨傘,回到日常,當年參與者的人生是怎樣的呢?
錯過了雨傘
杜浩綸說,他錯過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催淚彈在金鐘留守者的頭頂上爆開時,他仍在英國。到大批人群逐漸佔領夏慤道,杜浩綸一邊望著香港媒體的網上直播,一邊興奮地道:「我的天!發生了!發生了!」
正當他心急如焚,想要乘機前往香港時,住在法國的父母剛巧來到英國探望他,然後妻子又公幹回來,因此他無法即時離開。原本打算再等待數天後才來香港,不過後來又有不同的事務要處理。最終,在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裡,杜浩綸都不曾踏足過佔領區。
不過即使他身處現場,或許也無法知道自己要拍什麼。因為整個運動的形勢變得太快,他認為自己不會來得及反應。
以五段收傘後的人生呈現香港面貌
杜浩綸最為人熟知的,是他在2011至2012年期間拍下了《未夠秤》,記錄了學民思潮黃之鋒和社民連馬雲祺這兩位少年的社運參與。由於他關注香港的形象鮮明,以致在世界各地的公演中,都被反覆問到:「會否拍下一套關於香港的電影?」特別是香港經歷過一場舉世矚目的大型運動,觀眾都會很好奇,曾拍下新一代青少年抗爭者的導演,會否製作一套關於雨傘運動的電影。
苦苦思索,杜浩綸還是想不到可以拍什麼關於雨傘的題材。在一次長途機程裡,他看了電影“Short Cut”,由9個故事和一篇詩,共22位人物去組成,也就呈現了洛杉磯整座城市的面貌。
這使杜浩綸靈機一觸,找來了五位曾參與過雨傘運動的人:黃之鋒、林淳軒、劉偉德、何韻詩和黃洋達,去記錄他們雨傘運動結束後的人生。
「每一個人都能反映這城市,這城市是由七百萬人呈現出來的。」杜浩綸是否有意透過電影去呈現香港的後雨傘時代呢?連他自己也不肯定是否想達到這效果。之所以選擇去記錄這五位主角,是因為杜浩綸看到他們收起了雨傘後,仍然努力不懈地在為這個城市付出。
在杜浩綸眼中,黃之鋒到世界各地公開演講,得到不少掌聲,有應付不完的傳媒,但是回到香港,19歲的他是一個被煩惱困擾的人:「我要怎樣做才能令羅冠聰當選?我會被判監禁嗎?」何韻詩在傘後宣布成為獨立歌手,從處理日常雜務到籌備演唱會,都要親自落手。企業家劉偉德曾是佔領區防線大佬,他在2015年參選了傘後第一個區議會選舉。他的母親明言不想他涉足太多本土政治,與其之間的對話穿插其中,盡顯社會上不同聲音之間的張力。編劇人黃洋達則經營網台,有一天忽然迎來藍絲拳手的「挑機」……
林淳軒和黃之鋒同是傘後政黨「香港眾志」的創黨成員,兩人所行的路看似一致。不過,杜浩綸看到兩人之間的分別,在於黃之鋒的目標很清晰且毫無懷疑,他想投入議會政治,並會用盡方法向目標進發;而林淳軒則浮浮沉沉,試著抓住身邊所有可改變社會的機會,但倒頭來迷失了。
「我感到香港很多人都在浮沉,時刻在找尋出路。」杜浩綸說,林淳軒是大部分人的寫照,彷如一段未有終結的故事。
留,或不留?
電影的英文名稱“Last Exit to Kai Tak”,其實是從美國小說“Last Exit to Brooklyn”借來的。作者以6個故事去描繪五十年代的底層生活,內容觸碰當時社會的一些禁忌,如吸毒、同性戀、家庭暴力、輪姦等等,雖然備受爭議,但也成為了cult界經典。
拍攝期間,杜浩綸差不多每天都會去觀塘和九龍灣,車程中透過車窗眺望舊啟德機場。九十年代,無數人趕在香港主權移交前,透過這機場的跑道離開香港,避開這城市的種種不確定性與未知之數,到達陌生的國度安居。啟德機場的跑道便分隔了香港這城市的人:留下來的,和離開了的。
四年前的雨傘運動最終宣告落幕,杜浩綸看到身邊的香港朋友反應兩極,有的頓感絕望,有的滿懷希望,想要繼續以各種方式推動改變。
如今,這飛機跑道再次令杜浩綸想起當年人的移民夢。「跑道仍在,但人們已經不能使用它離開這城市。」導演以此比喻香港今天的處境,「道路仍在,但我們走進了死胡同。」
電影中的何韻詩和劉偉德也是九十年代離開了香港,到外國讀書的人,但他們長大後回流香港。雨傘爆發的那一刻,他們在為這片土地渾灑生命與熱情。收傘後,兩人本來有經濟能力離開香港,但是他們依然選擇留下來。
導演希望探討香港人的去留問題,「你會離開?還是留下?如果留下,你會接受一切並假裝一切都沒問題嗎?抑或你會做點事,來改變現狀嗎?」
身份迷惘的共鳴
杜浩綸出生於英國中產家庭,父親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前往中國內地做生意的商人。八十年代,中國還未完全開放,外國人必先經過香港,才能過關前往大陸,因此父親常常入住香港的酒店。每次回到英國,父親都會把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所見所聞訴說給杜浩綸聽,使他對香港這地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二歲時,他在午夜打開電視,遇上了正在播放的香港電影,便被電影中所描繪的香港攝住了。那時候是香港電影最輝煌的年代,出產了《英雄本色》、《古惑仔系列》、《重慶森林》等經典電影。
他從小到大成長的地方,是一個井井有條,但沉悶且千篇一律的地方。因此,當他翅膀長硬了,便迫不及待離開這地方,往外面的世界闖闖。當他來到香港,特別是旺角和深水埗這些基層地區,便被它的活力和生命力所吸引了。
然而,當他回到自己的老家英國,卻彷彿跟那裡的人失去某種連繫。他擁有英國的護照,但是他經常待在美國,又不時來往香港,去年則長期留在越南拍攝。「我現在身為一個異鄉人,感到很開心。因為雖然我在倫敦不是一個異鄉人,但是我感覺像一個異鄉人。」
杜浩綸感到自己有「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多於「英國人」的身份認同,有趣的是英國在去年已正式通過公投決定退出歐盟。他的「歐洲人」身份頓時無處安放。
杜浩綸覺得,這些對於身份的疑惑,正好與香港人的處境相似。一直以來,香港人認為自己的族裔是華人,但國藉並不是「中國人」,不過「1997年後,香港人的護照一瞬間變成了中國公民護照。」他認為,香港人自身的身份認同,與中國政府強加在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正在產生劇烈的碰撞。因此,他在電影裡也嘗試探討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來過這城市,你怎可能不愛上它?」杜浩綸在言談間多番對香港的市井文化嘖嘖稱奇。不過他也不是對香港文化完全沒有批判。他不認同香港人普遍以賺錢能力去定義一個人成功與否;他對香港人在颱風後仍將上班視為定律的心態不以為然;他覺得香港人太過追求方便,不能承受佔領運動期間造成的交通不便。
若留下來是「自殘」,那為何留下?
雨傘運動不能為香港帶來制度上的改變,但改寫了不少人的人生。有的參與者思想受到啟發,躊躇滿志地透過不同方法繼續改變社會,但是在這四年間卻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政治檢控、取消參選資格、取消議員資格、言論自由收緊……
杜浩綸看著後雨傘時代的香港人,茫然不知去向,行了一步,又再反覆問自己:「我正在行著對的方向嗎?」
他十分認同林淳軒在電影中所說的,留下來是一種「自殘」。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就香港的前路,他不能給出一個答案來。
不過,他反覆地問了一個問題:「如果你不能改變什麼,為何仍留下?」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的人,或許會以為問者的意思是「趕快離開」,可是再聽多一遍,這個問題彷似是要每個香港人深思留下來的原因,並且記住它,而那將會是不能摧毀我們的東西。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