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以往繁華的歸綏街娼館林立，現在只剩下文萌樓留下公娼的痕跡
（獨媒特約報導）獨媒派出5人小隊到台灣走訪「選舉新聞」，我們的重點不在藍綠，而在藍綠以外，13篇文章已全部刊出，可在此重溫。
「廢娼以前，整條街（歸綏街）都是公娼館，熱鬧得很」，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前公娼憶述廢娼前的台灣。然而現在整條街只剩下文萌樓，當日的煙花璀璨不再。
文萌樓位於台北市大同區，在公娼制度於1997年被廢除前，文萌樓原是一所公娼館，是一眾公娼做生意的場所。台灣的公娼制度乃源於當時國民黨帶著一大批單身、血氣方剛的軍將來到台灣，對娼妓的需求大大增加，性產業也隨之蓬勃起來，本來想廢娼的台灣政府也就被逼正視性產業，設立公娼制度。
「要申請妓女證，首先需要是成年，而且證件上配偶一欄需為空白。」如果婦女因為要照顧家庭（可能丈夫生病）而成為娼妓，那麼她便需要先辦離婚。「政府規定每星期都要持公娼牌照的婦女到性病防治所檢查，如果有性病的話就要休息一個星期不可以工作，並且要接受治療，隔一個星期再回去覆診，治療好了才能再上班。」照她所說，當時台灣政府也挺注重性工作者的健康，公娼的性病率一直維持在0%。（按：台灣衛生署於1991年數據顯示，公娼患梅病率為百份之0.42）
「一千元一節，一節十五分鐘，如果超過十五分鐘就要多買一節的票。有客人耍賴、不給錢的話，我們便會叫警察來。」相反，如果客人被小姐多收錢，也可以找警察來處理。在性工作合法化的制度下，性工作者和嫖客的健康和人身安全都受到制度保障，金錢糾紛、吃霸王餐、搶劫等也不常見。
廢娼的開始──煙花落盡的一天
在此之前，公娼們都以為她們會繼續與世無爭地過下去，然而，1997年1月21日，陳水扁的一番話為文萌樓和公娼的世界帶來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九九七年時，陳水扁正任台北市市長，正準備在政壇幹一番事業。但他在台北市議會諮詢中，被國民黨議員郭石吉、李仁人、秦慧珠等連珠炮發地質詢，「如果一個女性想要去當妓女，她大概需要什麼條件？」陳水扁答道：「這我不懂。」秦慧珠答：「你雖然不懂，可是你發了一百零七張的妓女證，你知道嗎？陳市長你批准了一百零七個女性去當妓女你知不知道？哎呀！我們這個陳水扁市長一方面掃黃，一方面抓色情，一方面鼓勵大家去從娼。」
不知道陳水扁是按奈不住，還是伺機已久，那刻便馬上宣佈：「現行的娼妓政策錯誤，執行績效不彰，娼妓境遇悲慘，嫖容仗著金錢視婦女為洩慾工具，不尊重婦女人格，乃不人道且違人權之做法……應該廢止這個不合時代的法規。」
就在那一刻起，公娼們便開展了與廢娼長期博奕。這場博奕沒有嬴家──輸的只有社會最底層的公娼，她們是政治鬥爭裡的犧牲品。同年九月，一班公娼組織了「台北市公娼自救會」。這群從沒有過發言權的女人們，一下子打破沉默，她們走上街頭爭取權益，在街頭向公眾演講，與姊妹們發動了二百多場抗議，只要有陳水扁出現的場合，便有她們的身影。「因為陳水扁要廢娼，只要阿扁辦活動，我就跟到底！」總是站在抗爭前線的官秀琴曾這樣說過。經過多年努力，最終爭取到廢娼緩衝兩年，自救會後來也成了今天的日日春。
廢娼政策殺人不見血
然而，廢娼政策終於在2001年實施，公娼館紛紛拉下大閘關門，公娼賴以維生的唯一收入也隨之關閉。有很多公娼轉做私娼，但她們需面對著債務纏身、被控告的風險……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的妓女在巨大精神壓力、龐大債務之下選擇絕路。官秀琴也是其中一位，她是1997年台灣第一位公開露面的性工作者，在市政府外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權。」，誰也料不到這位勇悍的公娼鬥士，在2006年因為抵不著債務問題而投海自盡，一代名妓就這樣被廢娼政策殺掉。
廢娼至今已經19年，公娼館昔日風光不再。往事如煙，留下的只有這幢文萌樓。它是公娼抗爭的地標，現在擔任著教育的工作，讓來訪的公眾得知往昔公娼的日子，以及持續對社會大眾作性工作去污名化的教育，讓妓權運動能一直滾動下去。然而，周邊舊區都面臨都市更新，即使文萌樓是市定古蹟，不用被政府重建拆掉，但仍逃不過投資客蠢蠢欲動的魔爪。
古蹟不敵商家 贖回文萌樓
2011年，投資客劉順發、林麗萍以330萬台幣購入文萌樓，並對向法庭狀告租客日日春非法佔用，要求他們遷出文萌樓。屆時遷出的便不止是日日春，連帶文萌樓裡的公娼抗爭精神、以及底層娼妓故事也一掃而空。2012年1月，士林地方法院判日日春敗訴，他們不服判決，向公眾籌集330萬保證金再上訴，來回經過四年來幾次審判和上訴，日日春很可能再次面臨敗訴。2015年，日日春發起「為文萌樓贖身」的計劃，向大眾收集合購文萌樓的意向書，目標是在現時業主開價出售後贖回文萌樓，保留公娼的歷史，以及延續公娼的精神──永不妥協。
煙花雖盡落，紅塵仍未了。儘管台灣性工業已轉到地下非法營運，但妓權運動仍然在沸沸騰騰地繼續。
記者：石珮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