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東周刊》日前指深水埗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將被收地，掀「落釘」疑雲。《東》稱有布販安排親屬霸佔市場內多個鋪位，並要求得到賠償。應利布業、「欽州街布販市場商販關注組」主席何應對獨媒指報導失實，認為是替政府收回棚仔製造輿論。何應認為，棚仔的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他又重申到目前為止，政府與關注組並未談及任何有關賠償的金額，唯一曾討論的是搬遷到通州街臨時街市的方案，他希望《東周刊》能「查清楚」再寫。
何應指在1978年的黃金時期，布市場共有約170名持牌布販，192個檔位中有170檔都是「開門營業」。而剩下的20多個空位原作預留給一批布販，但他們另起爐灶到基隆街一帶擺檔；所以棚仔的布販一直沿用該空位作停車場及存放貨物。
《東週刊》報導中指5家族坐擁近半數舖位，何應更被指一人擁有近二十個舖位。何應笑說「我都想有幾十檔做報導中講嘅鋪王，但我無牌」。他指只要一步出棚仔，自己便甚麼都不是，因為法律上正在經營的布檔並不是他的。何應又表示，不少「所謂的檔主」都是拿著「助手牌」替牌主打工。
停發小販牌照的「歷史問題」
政府自1970年起停發小販牌照，食環署現時批出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中，指明牌主（即固定攤位小販牌照持有人）可視乎需要，經署長批准下僱用一名或多名助手，協助牌主處理業務。但在停發新牌照下，加上牌主年紀漸大和已過身，不少助手都「變相繼承」牌照經營，造成「無牌經營」。
「咩叫霸？我唔係霸，只係政府38年都冇發過牌。」「同一個檔，同一樣貨，呢樣係繼承。」何應指自己一直為和合作的檔主繼續經營是棚仔的繼承。他強調在38年來，每年都會親自與牌主作續牌申請，亦申請要求政府重發小販經營的牌照，但得到的都是一樣：「佢都係一句，話冇可能發牌。」
他指政府分別以檔主並非牌主的直系親屬和檔主並沒有繼承權，拒絕發牌。他希望一眾持助手牌的經營者能挺身而出：「由現役經營者去繼續搞。」《東周刊》報導中又指，有些檔主拿不出助手牌的正本，何應笑言「梗係啦，都已經是38年前」。他指經過這數十年有不少檔主早已將正本遺失。他自己亦曾兩度助手牌連銀包、身份證一同被偷，「就放起鋪頭都俾人偷。」他堅持即使沒有正本，檔主亦會有影印的副本放於店面以茲證明。
何應：互助精神是棚仔特色
報導中質疑，根據食環署的檔戶人口調查只登記了三十三名無牌布販，但搬遷計劃推出後，突然「新增」十七人；何應指所有申請者都是經營者。被問到是否為了爭取更多賠償，何指「根本冇可能，而家食環署仲跟進緊」，又稱每人都有「證據交予」署方，如食環署的罰單；對審批「非常有信心」。
《東周刊》更指他的兒子並不是常常在檔內，參與程度受質疑，更需要鄰檔協助看舖。何應指布販「互助精神正是棚仔特色」，布檔之間很多時都會互相幫忙。對於檔主不是常常在場，他則對此指控感到憤怒：「李嘉誠咁多公司，佢都唔會做晒啦。」
何應表示，政府目前只與布販曾討論過有關搬遷到通州街臨時街市的方案，但一直並未討論賠償問題。何應表示如有任何消息，希望該媒體能夠「講聲佢知」。他又稱「原來有賠償，想同個間媒體講一聲多謝晒」。何應認為，政府多年來的支援一直不足，在今次的搬遷問題上同樣缺乏誠意，因為只答應撥通州街臨時街市的第1至3座作布市場。
擔心報導失實影響年輕人入行
被問到關注組內成員是否不和，何應指搬遷過程進行得太慢，總會有人不滿。他指53名布販中有51名均支持「欽州街布販市場商販關注組」，並授權予正、副主席代為向政府談判。
何應強調，對報導中的不實內容一笑置之，只擔心報導失實會影響年輕人入行。他以兒子為例，已是行內少數的年輕人，畢業至今在棚仔工作超過5年。「難得有新人入行，就俾媒體抹黑，你地壓死佢地姐係想我地布業無將來！」他感歎愈來愈少人入行，布業假以時日將一厥不振，「你俾晒成個市場我都冇用」。
望布市場長遠作一條龍服務
棚仔預計在今年第3季清拆，改作住宅用途。布販早前曾向食環署提出加開通州街臨時街市的第4及5座作布市場，並希望能獲調低租金等共13項要求，但未食環署正面回應。棚仔關注組指，布販會在6月中會再向政府提出的民間「311方案」，指棚仔對本地的製衣和時裝設計業有很大的潛力，呼籲當局正視。
談到棚仔的未來，何應堅持即使要搬遷，政府亦需要承諾讓他們能提供一條龍服務，即由賣布到車衫，賣衫到創作一整個結合，香港的布業才有出路。
自由黨主席、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鍾國斌曾建議於深水埗打造另一個「東大門」。何應指布販普遍不反對，但擔心政府只著力發展時裝業界，對遷到新地方的布販們不予理睬。他指時裝業是服務較有成就的人，布販則是服務初接觸設計的學生及一般大眾需要；兩者均不能缺少。何應認為，轉型作一條龍服務對行業發展較佳。「冇一條龍就搞唔起，有個牌不如轉行賣其他野」。
記者：陳偉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