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為Lydia,右一為Selina(圖由影行者提供)
(獨媒特約報導)把記錄生活的話語權交回民眾手中,使他們察覺如何充權,影行者的理念非常尖銳且堅定,強調藝術不在部份人身上,而是在每個人的創作裏,只要願意練習,提起攝錄機嘗試,每個都可以參與藝術創作。影行者於2007年創辦,過往在社區裏組織工作時也招攬不少義工,現時有數個核心成員以及部份義工參與拍攝、製片及社區工作。最初成立影行者的理念是要把藝術普及化,注視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訪問邀請了成員Selina及Lydia分享有關影行者的組織架構與理念。
早期的影行者多舉辦工作坊並邀請民眾參與,也涉足舊區紀錄片的拍攝,同時在前線參與工作。當時市建局啟動重建項目,舊區面臨清拆危機,一眾組織落區支援,影行者當時落手落腳,在前線抗爭,回應社會事態,和街坊義工們一同拍出了不少重建地區的紀錄片,利東街、順寧道均有其蹤影。2012年後,影行者開始在深水埗的一個社區空間,定期舉辦社區放映活動,嘗試長期性在深水埗與居民建立關係,期間積極回應社會運動,07年開始第五屆並持續至今的社運電影節、其後由電影節發展出來的草根媒體實習計劃,強調市民一同做草根立場報導。影行者的社會角色可以說是補位,少人關注的地方便參一腳。記錄、落區、對話,渴望更立體的人與人之間交流。
拍攝新丁 一竅不通至駕輕就熟
Lydia在10年當實習生後,翌年正式加入影行者。「影行者俾我感覺係不需要高門檻就參與整件事,過程也不是自己一個人做」,畢業後沒有甚麼疑慮便加入影行者,由頭學起所有基本工作和拍攝技術。當時正值舉辦鄉郊放映活動,她有機會實踐,後來參與更多的社區放映活動,認識街坊,慢慢熟練起來。
Selina較Lydia早一年加入,她自言是對藝術充滿恐懼的人,提起創作聞風喪膽。從觀眾式參與到正式加入影行者,因理念相近而一起做事。由藝術恐懼至積極創作,她指能表達自己,加上集體創作,整件事就變得非常好玩。集體創作講求共識,百人創作自有百人的意見,如何和而不同?「由討論到生成一個work出來需要很長的時間,大家都是靠討論」,她說。他們鮮有爭拗,行共識商議,曾試過集體構思籌備至影片大功告成,需時半年,只因不希望錯過或誤解每位參與者的想法,是商議式民主的理想實踐。
藝術不「離地」所以很美
藝術就是溝通,她們的言語當中,很堅決地否定一種精英文化,平民若無法分享和參與藝術與文化,便是一種剝削。Selina認為社會上有不同的人,他們各自有獨特的生活經驗,文化和藝術可以是連繫他們的一種媒介,透過不同的文字和影像,表達自己和與他人交流。最直接能傳播信息於草根階層的話,便當算是影像了,也是為何影行者當初選擇這種媒介的原因之一。Lydia認為,如果有人不能發揮他們最基本的溝通技能,沒有達到互相交流,那是代表一個社會不健康,這樣被滅音的狀態,往往阻礙民主社會的發展。影行者希望能破除這種認為自己與有技術的人有距離的迷思,只要嘗試,人人也做得到藝術。把藝術還給人民,是影行者首要任務也是他們的宗旨。在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是獨立單位,都市生活分離個體,透過藝術連結眾人,排遣孤寂,讓彼此互相看見,唯有他們親自參與,才不會「被代言」,影行者做的、只是輕輕推他們一把,以簡單工具和技術,把藝術普及化。
Lydia在辦社區放映時,邀請一位「手字好得」的街坊來義務寫揮春,結果街坊們都認為他寫得很美,紛紛找他寫揮春,於是改變了活動設計,鼓勵想拿揮春的街坊也嘗試創作,寫一張送給其他人,或是交換分享,互相祝福。街坊的創作也許不合乎「美」的標準,但當中裝載真誠的分享和心意,因此非常美麗。
如何稱之為好的藝術作品,部份也反映了該人的世界觀,「你可能覺得那件作品很靚是因為看見他人背後的努力」,Selina說。《順寧道走下去》紀錄片製作過程中,她看見一位母親面對政治打壓毫不退縮,拾起攝錄機拍攝抗爭前與五歲女兒相處的片段,訪問她會否對抗爭而感害怕,還有一些讓子女拍攝家裏溫馨而吵鬧的短片。當時她被觸動,覺得這個作品很美。藝術作品可以是記錄/總結經驗,帶出有希望的信息使人思索,也可以算是美。「靚不靚是其次,最緊要睇心機睇有冇意識」,她說。閉門造車的藝術欠缺分享,她們認為最理想的藝術狀態是不同經驗層的交流、累積和傳承。站在草根層,她們更加著重藝術傳播的信息是甚麼,即便藝品創作有多令人感動,若對於基層造成傷害,她們便無法認同該創作的價值。
他們的《未存在的故鄉》、《順寧道走下去》、《鐵怒沿線》等作品帶強烈的社會面向,影行者藉記錄街坊的影像帶出社會的不公義,立場鮮明,但歡迎大家互相砥礪。影行者視自己作為參與的一份子,有立場但不需迴避,但希望能交流彼此想法,曾試過在城市大學播放反核紀錄片時,有同學路過看到,提出質疑,互相回應,效果反而很好。他們認為只要有溝通,大家想法也許能改變,縱然這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共識決策 滋養民主
平等的參與創作以外,可從其活動決策的過程進一步說明影行者的民主理念。成員在過程中不作領導角色,在社運電影節時與擔當共工的角色無異,需要參與每一場討論與決策,十一月舉行的電影節,從討論至決策,二月或三月便要開始策劃。Lydia分享,過程走共識決策,他們曾就應否以社運電影節的名義開辦Facebook專頁宣傳一事討論,最後基於不同考量,未能達成一致同意開辦專頁,因此歷年來一直沒有專頁傳播有關信息,然而成員仍能以個人名義邀請友好參與。背後理念是視電影節作為集體,盡量尋求所有人都同意的處理方案。
要讓市民充權,需要長時間的意識蘊釀,不只是幾次的工作坊,讓他們提一提手提攝錄機就能達到。影行者也將影像生產放在開放式的參與架構當中。經歷重建抗爭後,影行者與部份居民和志同道合的義工友好,興起建立平台讓大家共謀決策的念頭,於一年半前組織了社區互助發展行動,連繫不同人士,建立長期並深遠的關係,一起策劃全年活動、民生/基層政策討論、放映活動擺檔等,令市民有更多自主空間,也令社群彼此關顧。
不少藝術工作者投入社區創作,方式千變萬化,從文字記錄、展覽、工作坊等,都是積極與居民產生反應。然而,能否令居民有一自主意識,尚有討論空間,畢竟像自決、自主的實踐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時間慢慢建立民主基石。社區是最好的實驗場地,但仍需更多資源和團體投入,誘導市民漸對公民的身份和權利清晰,影行者寄望未來社區發展帶來更多可能性。
記者:何哲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