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2017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過去一段日子，由資深傳媒人羅恩恵製作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於不同院校及社區的放映，引起大眾對檔案「消失」的關注。羅恩恵在多個院校和社區放咉會中均有重覆表示，當她到香港歷史檔案館，希望為紀錄片搜集資料的時候，只能找到21秒的影像檔案。
六七暴動－被視為香港歷史的分水嶺，留下的官方紀錄，卻只有21秒。
香港檔案管理政策的荒謬由此可見。隨著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郭榮鏗及莫乃光宣布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交《公共檔案條例草案》，相信將會引起更多關於檔案管理政策的討論。檔案法的推行涉及到政府每個部門的日常行政，同時也關係到未來的歷史研究工作。為此，獨媒分別邀請前政府官員、歷史學者等進行訪問，以不同角度剖析檔案法的意義。首先要介紹的，是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
熱情源自挫敗
朱福強在政府檔案處工作超過20年，2007年退休後積極爭取檔案法，並與退休法官王式英等組成檔案行動組。退休十年，生活卻不太像退休人仕。朱福強不但於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教授檔案學，同時也是很多機構檔案管理的顧問。這還未計算他為推動檔案法的四出奔走－訪問當天是星期二，訪問完成後，收到《公共檔案條例草案》記者會在週四舉行的通知，朱福強是出席人士之一。接下來，星期五關於人權檔案的講座，主講的兩位嘉賓，又包括朱福強。
圖：朱福強（右）近年不斷就爭取檔案法立法出席各項活動
看起來，朱福強仍然對工作充滿熱情。他卻表示，對檔案法的關注，是源於在政府工作期間的挫敗感，「看到沒有檔案法的弊處，有職而無權，好多事你都做不到」。
最簡單的例子，是政府內部有行政指引，銷毀檔案前要先得到檔案處處長同意，「但假如他銷毀之前唔問你，你也奈他唔何」。他回憶指，在政府工作期間已於內部提出這些問題，但未獲回應。
朱福強續說：「如果我唔做，唔提出這件事，香港人真是會『懵查查』。好聽一點來說，我感覺到自己的使命」。他強調，這是一個普通人對於公義的執著，「尤其是這些年來，香港在這方面逐漸淪落的時候，我們更要執著，去追求公義」。
作為資深公務員，退休後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往往會招致攻擊。去年橫州事件期間，朱福強表示公務員工作必有記䤸，橫洲「摸底」也不例外。結果招來「藍絲」團體的口誅筆伐，說他是咬著退休長俸，卻日日咬着政府不放。對此，朱福強淡淡拋下一句：「他們觀念錯誤而已，長糧是誰給我的？梁振英嗎？局長嗎？長糧是納稅人的錢。意思即是，我的loyalty不是對政府，而是對香港整個社會」。
EO管理之弊
朱福強經常強調，現時香港的檔案管理面對著兩個主要問題。第一是由不專業的外行人領導。朱福強指出，檔案處的重要職位例如處長、檔案管理組、檔案系統發展組等，均屬相當專業的職位，但近年卻多由行政主任（EO）出任，「EO是沒有相關訓練和經驗。最大的問題，是這些EO在任數年即會離開。即使有培訓，他們都會調遷至其他部門。」
提及政府檔案管理現況，朱福強的言辭漸趨嚴厲。他指出，「這個行業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本身在這個行業當中也追得很辛苦，更何況是這些『二打六』，說得難聽點，就是在尸位素餐。他們根本不能辦事。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一直未能完成。」朱福強表示，檔案處的人員既非專業，政府的檔案管理水平自難提升，「加上你不是專業的，其他部門的人自然不會尊敬你」。
香港屬少數沒有檔案法的地區
另一個問題，就是沒有檔案法。
事實上，香港是少數沒有檔案法的地區之一。早在上個世紀，鄰近的中國大陸、澳門、日本、台灣等地已完成檔案法的制定。由於香港仍然未有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現時公共機構的資料管理開放，主要是根據的《公開資料守則》。惟該守規沒有法律約束力，政府部門往往能以未有「立檔」、「存檔」為由，拒絕公開資訊，情況早已為傳媒和學者所詬病。
朱福強表示，儘管各地的法律條文各有不同，但檔案法的內容和意義也不出四個重點－第一，是規範公職人員在公事過程中「立檔」、「存檔」；第二，規定檔案需要專業管理；第三，在公事過程完結後，檔案需由專業人員鑑定，並把有歷史價值的檔案送至檔案館，作永久保存；最後，進館後的檔案需要在一定的封存期後開放，保障人民知情權。
他也再三強調，檔案就是證據。但在香港的情況是，政府並非民選，不用向市民負責，而更重要的是，「這個是貪污腐敗的政府，在這個情況下政府還有膽『立檔』留下證據？」沒有檔案法，香港檔案管理的依據，僅為一些指引、守則。
沒有法律效力的指引、守則
「政府不斷出指引，但有咩用？」，朱福強說得有點氣憤。
他特別指出，自己在檔案處工作期間，曾推行《檔案管理守則》（Records Management Manual），規範政府在整個檔案生命週期（life-cycle）當中的工作。朱福強憶述，這個規範起初的名字是「Records Management Regulation」 ，「但regulation的字眼在政府中是僅次於法律，公務員一定要遵守。所以行政署署長在last minute打退堂鼓，唔敢用regulation這個字，改做manual，即係手册啦。」
至2009年，行政署推出關於「檔案管理的強制性規定」的總務通告。朱福強形容，這個指引是政府在壓力下推出的，只是把以往的指引整合，加上「強制性」的字眼，「因為我們經常說政府的指引沒有作用，它便推出一個強制性的，想希望以此擋著立（檔案）法的壓力」。在這個行政署通告中，規定各個局和部門，需要設立部門檔案經理一職，並要求這個部門檔案經理處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保存檔案清單、編訂檔案分類表、編訂存廢期限表、管理電子郵件檔案等。朱福強對此卻不以為然，「你可以問政府，有沒有這個DRM（部門檔案經理的英文簡稱），我說的是全個政府，而這個DRM有沒有認真受過檔案管理的專業訓練。我可以和你打賭，今天來說，這個DRM，他們一定側側膊，睬你都傻」。他認為，2009年的強制性規定只為敷衍一眾關注檔案法的人士，「政府經常說，立法並非唯一的解法方法。但問題是，政府說要做的工作，是substantially無做過」。
朱福強非常強調，以指引、守則作為規範是沒有意思的，「但如果是法律，你不做就犯法」。
對下屆政府的期望
可是，在梁振英管治的五年間，檔案法的立法工作未見明顯進展。單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所謂研究，已折騰近四年，至今仍未完成。
圖：朱福強在特首選舉期間，出席記協候選人論壇，追問各人就檔案法立法的立場。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選舉政綱中表明，「對訂立檔案法持正面態度」。此外，莫乃光近日會見林鄭月娥後，更引述對方表示支持檔案法立法。被問到對於下屆政府的期望，朱福強思考了一會，說：「兩睇吧。在情感上，我當然希望她履行承諾。但有時候想到這個政府的本質，以及整個政治氣候，我就不是太樂觀」。
但他也承認，林鄭月娥的承諾是一種進步，並笑言：「如果林鄭上任後做兩件事，包證她民望飆升。第一是告689，第二是立檔案法」。他認為，處理這兩件事有助確立林鄭月娥的威信，尤其是與市民之間的信任，「因為有檔案法，咩都放在陽光底下，立檔存檔」。
朱福強同時指出，法改會在立法過程中的角色為之奇怪。他表示，「法改會是關於法律改革，有時也感到十分奇怪，根本未有這條法，又何來改革。假設法改會是研究需不需要立法，但早前申訴専員2014年主動調查的報告，已清楚說明立法的必要。當全世界的國家都已設立檔案法，如果你還在問需不需要立法，是在侮辱自己。而2011年我們已提出檔案法草案，法改會根本無須一直拖延近四年。以陰謀論言之，法改會似乎只是政府拖延政策的棋子。」朱福強敢言至此，難怪會成為保皇團體的攻擊對象。
停車場與危險倉
在金鐘進行的訪問結束後，朱福強提議到鄰近的美利道多層停車場外拍照。原來停車場閣樓在1997年之前是檔案處舊址。後來，由於廉政公署需要使用該辦公室，政府提出把檔案處遷移至屯門新益里的工廠大樓，旁邊是五號危險倉庫。最終，經過一輪聯署等行動，檔案處方爭取到現時觀塘的歷史檔案大樓，作為存放檔案和辦公的地方。可幸地，總算避免了香港珍貴的歷史檔案與危險品成為鄰居。
「你看看別人的檔案館，那種規模，和我們這個停車場相比……但這個最終也保不住，真是情何以堪。」看著眼前已終止營運的美利道多層停車場，朱福強說得有點唏噓。
2009 「檔案管理的強制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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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池永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