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檔案法除了能讓公眾了解政府決策外，還能帶來哪些益處？
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鄺智文，是年僅三十出頭的「八十後」學者，他在東亞軍事史的領域已出版了一定數量的著述。近著如《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等，均是運用了大量香港、英國、日本等地的歷史檔案，研究二戰時期的香港戰役和社會概況。有檔案法，才能令公眾了解歷史。
「歷史真相」只是語言偽術
談到歷史，鄺智文滔滔不絕。他說每次與記者談到香港的歷史，都會重複提及一個問題，就是社會普遍不懂分辨「過去」、「經歷」和「歷史」－即是把所有「過去」稱為「歷史」、所有「經歷」稱為「歷史」、所有「歷史」稱為「過去」，將三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種種概念，聽起來既複雜又抽象，有甚麼例子嗎？他即舉例指，當媒體講述二次大戰時，或會以經歷過二戰的當事人分享，當成「歷史」，「其實這個說法好『㢢』，因為他只是在談論個人的『經歷』，而這個『經歷』只是『過去』好小的一部份」。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他非常強調「過去」是無法重現的，「你不能100% recreate the past」。但「過去」總會留下一些碎片，研究者要處理的，是去執拾這些碎片，整理成「歷史」。歷史檔案則正是關於「過去」的一些碎片，「幫我們去砌返個『歷史』出來」。而由於這些檔案是集體的，自然是會超越個人的「經歷」。
鄺智文續稱，「華人世界有一個很『騎呢』、很弔詭的字眼－『歷史真相』。其實這個說法很奇怪，因為歷史是interpretive的。為何會把interpretive的事說成真相？就是一種語言偽術。這是在嘗試建構一套不容挑戰的歷史版本。這樣不是歷史，這樣是政治宣言」。他認為，正因為歷史書寫充滿著政治的影響，在資料的運用上更需要誠實。但當媒體不停把「過去」、「經歷」和「歷史」混淆時，就會產生一個很壞的現象，甚至令人把「過去」視為真相。
以歷史檔案補充記憶的空白
談到要誠實地運用資料，也很自然回到歷史檔案的討論。鄺智文的研究多用檔案，他亦在訪問中直言：「我個人認為，寫任何歷史，如果有機會找到相關檔案而不加以使用，其實是相當奇怪的」。
假如要在香港尋找歷史檔案，位於觀塘翠屏道的香港歷史檔案大樓是必到的地方。此外，非官方的機構也有進行不同規模的檔案管理工作，如東華三院設有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當然，對於不少專業研究者而言，英國國家檔案館等位處外地的檔案館，也許是更為重要的尋寶之地。就正如鄺智文所言，關於香港歷史的檔案資料－「數量真的好多，未用的也真的好多」。
圖：觀塘翠屏道的香港歷史檔案大樓
他指出，雖然處理檔案與處理其他歷史資料一樣，都是不能盲目相信，「可能負責書寫的官員並不老實，這個也是經常出現的」，但與此同時，檔案可以幫我們填補回憶的空白位，因為每個人可以經歷的事件有限，而且記憶又會受諸多因素影響，故此必須要以其他資料去補充這些記憶。
鄺智文又以自己熟悉的二戰時期香港研究為例。早年的研究，如謝永光在八、九十年代的著述，多以報紙或掌故為參考資料。及至二十世紀初，劉志鵬的研究則專注於口述歷史的領域。而從歷史檔案中揭示出來的片段，則往往與掌故、口述歷史等有相異之處。鄺智文指出，歷史檔案和其他資料之間，最明顯的差異在於事件細節上的不同，但他認為更重要的，「反而是這些檔案能讓你看到細節或故事背後的大歷史背景、big picture」。因為檔案關注的多為政治、經濟等範疇的「大問題」，而社會、民生等領域，檔案能提供的可能只是一些碎片，而這些碎片則可用來與回憶、報章、口述紀錄等作互相對照。
又是一些聽落來有點複雜的概念，但通過分享這些研究的經驗和心得，鄺智文確實讓人明白了保留歷史檔案的意義。
「一定要有相關立法保護」
現屆政府大量銷毀檔案，引起大眾關注。部份傳媒或立法會議員也時有提及，如毛孟靜於上月就指出，政府去年遭銷毁的檔案，高度總和「超過100座IFC國金二期」。不禁令人憂心， 97年之前的歷史，還有英國檔案作為補充，97年以後，卻會否無跡可尋？假如沒有檔案作為憑證，香港未來的歷史書寫又會如何發展？
對此，鄺智文的回應非常簡單直接，「1997年之後的歷史研究，也許不是我們這一代處理的問題，我們這一代要做的，是支持立法，把資料保護好，留待下一代使用」。
他又指出，任何時候的歷史都需要檔案書寫，但用銷毀的數量作為標準，又未必合適。他舉例稱，一間食肆申請衛生牌照，可能已產生一疊檔案。但這些檔案在歷史研究中，價值成疑。相反，「重要的檔案，一張紙都重要。故現在不是要討論銷毀多少的問題，而是甚麼可以銷毀，甚麼不可以銷毀，行政會議紀錄可能只得一頁，但這一頁卻可能較半幢IFC更為重要。」
鄺續稱，所有先進發達國家的政府，均在處理這項檔案管理的工作。他又舉出英國為例，政府行政上都有好多黑幕，但仍是需要進行保存檔案的工作，「有好多命令係有爭議性，最後都有記錄留下」。對於香港現時的情況，他說得更直接：「一定要有相關立法保護」 。
檔案法與香港史
提及近日有消息指，林鄭月娥承諾就檔案法立法，鄺智文聞言即謂：「咁好啊？」。筆者再問他，檔案法對於本土史研究的意義。他回應指，立檔案法對於歷史研究的工作，絕對會有很大幫助，但他又同時更正指，歷史研究本身沒有地域限制，香港的歷史檔案也必定不限於香港史的研究，例如在傳染病研究、貿易政策等，都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地區，「單是從菲律賓購入豬肉與否，六、七十年代都『傾到傻』啦」。
圖：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簽署記協的《新聞自由約章》，承諾推動檔案法立法
近年不少關於檔案研究或香港史論述的討論，均與「本土」等字眼掛勾，鄺智文卻認為，「香港歷史檔案的保存和本土與否，其實關係不大，或者更直接地言之，我反而不希望看到，對檔案法的爭取，其實只是為了要寫一個狹隘的香港史」。他強調，這是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問題－保存歷史非常重要，這是人所共知，但本土與否，是史觀的問題；而立法保護檔案，是要去好好保存歷史，並不涉史觀的問題。
談過很多複雜的研究經驗和心得，結論卻是如此簡單——我們需要立法保護檔案，目的就是要保存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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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池永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