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在2014年旺角佔領區清場期間，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香港眾志黃之峰、社民連黃浩銘等20人因未有依從指示離開禁制令範圍而被控刑事藐視法庭，案件在今年1月判刑。同案另一批15人同被控刑事藐視法庭，案件將於明日開審。大專政改關注組成員、九十後的翁耀聲（阿聲）是其中一名被告，他接受獨媒訪問時表明拒絕認罪，重申無悔投入雨傘運動。
2014年佔領旺角期間，潮聯等小巴、的士團體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要求佔領人士離開，稱以免阻塞交通路線，影響小巴和的士經營。法庭在11月20日頒下禁制令，清場行動在4天後開展。
從雙腳踏足佔領區的那一刻，阿聲便有了承擔罪責的準備。大概的想像可能是坐下被抬走，或是如「佔中三子」所說事後到警署自首，但他並沒有想過會是在旺角禁制令清場的第一天便被捕。
爭議三年半後開審 過堂當值律師︰對家唔想你返去搞事
被捕後，翁耀聲被警車帶到長沙灣警署，當時負責「處理」他的警員態度還是很好，每句說話都伴著一聲「唔該」；可是到了晚上，愈來愈多被捕者來到警署，那位警員便已「講哂粗口」了。他還記得有一位被捕者，在被捕時間或某些細節上跟警方說法有出入，不願意在警誡口供記錄上簽署，雙方在磨蹭時；在場另一名高級警員：「你唔簽，我簽！」阿聲後來翻查警隊條例，才知道若口供記錄沒有被捕人的簽署，在場的另一名警員亦可以簽署作見證。
在翌日，阿聲早上被送到法庭過堂，庭上向各個被捕者頒下旺角禁足令，當值律師解釋禁足令的時候，說了一句︰「對家唔想你返去搞事。」阿聲當時瞪了他一眼，律師旋即改變了字眼︰「唔想你回去參與。」儘管佔領運動在當時快要結束，不少人對這場運動仍然投以不理解的目光。
旺角佔領區清場一共涉及百多名被捕者，律政司向其中37人提出起訴，起初是控告他們「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其後在2015年3月改為控告他們「藐視法庭」，但律政司在入稟期間未能準時提交文件，令其中涉及亞皆老街路段的17人案件一度被撤銷。
律政司在同年11月決定重新入稟控告這17人，阿聲就是其中一員；同案的鄭錦滿和歐煜鈞已認罪及於2017年3月分別獲判監禁和緩刑。而涉及彌敦道路段的20人案件在去年7月開審，經歷長達20多天的審訊後，黃之峰和黃浩銘最後被判監3個月及4個半月，其餘被告獲判緩刑及罰款。即使同類案件如此，選擇抗辯的阿聲仍是不敢肯定自己最終會否被判入獄。
「如果你覺得我犯法，為何不是用刑事程序告我藐視法庭呢？而是用民事程序告我刑事藐視法庭？一直以來都覺得他收了政治柯打 (order)，對示威者、佔領者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令往後出來抗爭的人更加少。」
從被捕到案件正式開審，剛剛好是三年半的時間。這段時間裡，翁耀聲常常在想，是否應該找一份全職工作，但因為無法預計案件何時開審。而開審後又需要常常請假上庭，若果最終被判監禁的話，又如何跟上司和服務使用者交代呢？阿聲現時只好做兼職或做散工，訪問的時候他正好在社福機構擔任兼職活動助理，「每當想起：為何自己會走到今天的田地呢？總會想起這宗案。」
留守保護旺角佔領區 斥禁制令顯政府假手於人
中學的通識科老師著重思考、討論的過程多於功課和分數，漸漸培養了阿聲對社會時事的興趣。老師在課堂上播放的時事節目，多是談及菜園村因高鐵工程而被迫遷。在中學畢業後，他升讀港專社工系，他出席開學禮時更繫上黃絲帶。
那是2014年9月中旬，大專學界正醞釀罷課，抗議人大為香港普選設下框架。阿聲接受媒體採訪時的對答，吸引了當時港專系聯會同學的注意；更被邀請成為了「大專政改關注組」的成員，負責組織自資院校的同學參與罷課，在校內擺街站、在社工系課堂上向同學講解罷課的理念。
阿聲在佔領開頭數天留守金鐘，旺角佔領區出現了不久，阿聲便一直留守在旺角。之所以選擇旺角，是因為他覺得總是錯過了運動裡一些危急、需要人支援的時刻。先是928施放催淚彈，阿聲因為從罷課到留守公民廣場連續數晚通宵，身體太疲倦而在當日早上便回家休息，晚上醒來，在電話看到各個群組都在談論催淚彈，阿聲才知道自己在沉睡中錯過了這一幕。「我好記得我離開時，都會望望與我碰面的人的表情，無論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於是他們的表情便逐個浮現在我腦海。」
旺角佔領區在10月初時，被黑社會人士滋擾，那一刻阿聲正好在港專上課，他只能在小休時間透過電視屏幕看著佔領者抵抗黑社會的指罵。「我知自己那一刻不能做什麼，但是我會生自己氣，為何自己不能在現場？」
在金鐘佔領區留守了數天後，阿聲決定轉往旺角佔領區：「很想做點什麼。」由於錯過了運動初期混沌、劍拔弩張的緊張時刻，心裡有點點內疚，便決定一直要留在氣氛較緊張的旺角，一旦發生衝突場面時能保護這場運動。
聽到法庭頒布禁制令時，阿聲第一個感覺便是政府在假手於人。「他們試過用黑社會或找警察封路，只是民憤太強令他們執行不到。」政府利用小巴和的士團體去申請法庭禁制令，是延續一貫不敢表態於是借他人之手的做法，「以往強積金、退保議題，政府躲在商界後面；到政制議題，他們躲在北京後面。」他形容禁制令是狠狠地摑了佔領運動一巴，「我們的訴求，他們不想給我們的，我們不可能會得到。」
岑敖暉、黃之峰和黃浩銘今年1月被判刑，黃浩銘更已完成服刑
冷靜應對被捕 從家人言行學會要發聲
從佔領到清場被捕，家人從沒有表達過任何責怪的情緒。家人在他被捕的那天，把有關清場的電視新聞錄下來，事後跟阿聲說：「看，這是你啊！」反應是出乎意料地冷靜。被捕後在警署裡，數十名被捕者只獲分配一部電話，「在排隊等打電話的時候，會很忐忑，想著怎樣跟家人解釋才好。」怎料電話一打通，家人便跟他說：「得喇，知你喺警署。」只著他要小心。「可能他們見到我那麽「瞓身」，會有著心理準備我有一天被捕。」即使充電器在佔領區不見了，家人第二天也替阿聲買回來。三年後，案件預審上庭，他們亦會特地請假來法庭旁聽。
然而，家人心底裡並不是百分百地支持阿聲參與抗爭。他們理解阿聲爭取民主爭取公義的心，看到一些高官犯錯的新聞時會罵政府，但他們就是不想自己的兒子投身社運、不想看到兒子比沒有參與運動的人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近年香港政治氣氛低迷，街頭抗爭看不到出路，父母更不希望看不到成果的同時，阿聲卻先粉身碎骨，賠上了前途。他們甚至認為沉默才是良策，那麽多人不發聲，為何偏要由阿聲來發聲呢？「不過這也是從他們身上學回來的。雖然他們口裡常說不要強出頭，但是他們一見到看不過眼的事情，都會出聲。」
佔領區朋友傘後友情延續 助走出個人深淵
佔領運動結束三年後，因為個人的一些狀況，阿聲上課出席率不足，最終被學校取消學藉。無法完成學業，又看到社工系同學們畢業後躊躇滿志，各有各想投入的範疇，如社區營造、研究社福政策，但當想起議員被取消資格、候選人被剝奪參選權利、抗爭者被政治檢控，個人的沮喪便滲雜了集體的迷茫。「會開始想，究竟在社區層面或小政治層面做的東西，能否干預到大政治氣候？」
阿聲在佔領區認識了啟如（化名），指是對方把他從個人情緒的深淵中拉回來。啟如住在慈雲山，阿聲則住在鑽石山，由於距離相近，有時一個電話，阿聲便可以短時間內去到他的住處，有時更待在樓下的公園傾談至深宵。其實在佔領期間，當他們碰巧要一同通宵留守物資站，沒事做也會望著旺角的天空談天說地，彼此的情誼就在這些深宵時間裡慢慢建立。
在佔領期間，啟如更不時帶他的女兒到旺角佔領區，啟如的太太去年懷孕，太太一時間體力上未能獨自照顧女兒，於是便找了阿聲幫忙接送女兒上幼兒園。女兒每天九時便要上學，阿聲需要早上七時左右起床出門，然後下午四時左右到幼兒園接女兒回家。這把阿聲日夜顛倒的生活給扭轉過來，亦讓他重新接觸現實世界，重新面對這個社會，不再憋在家中。「看到小朋友眼裡充滿好奇，會令我重拾想接觸其他東西的心。」
案件在3月26日進行預審（社民連圖片）
望投身社區工作 「未知何謂民主」
阿聲現時在社福機構工作，但還未決定是否再報讀社工課程。他指刑藐案罪成將留有案底，對能否註冊成為社工並沒有太大擔心；反而希望先走進社會工作豐富閱歷，令日後服務時更能投入他人的處境。
阿聲又希望能投身勞工或社區工作，他笑說已患上「雨傘侯群症」，在佔領運動中看到投票以外的「民主」經驗的匱乏，與部份參與者一樣認為需要在運動落幕後回到生活各層面實踐「民主」：「我們講民主，但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民主；我們說要尊重多元，但我們都未真正見識過多元。」
敵人的強大使阿聲振作起來，即使社會瀰漫無力感，「望著那套機器不斷地運行、不斷地收窄你原本有的東西，而它是不會等你的。」阿聲認為即使抗爭未知會否有成果：「但做了之後不會怪責自己。」
「睇返轉頭，見到雨傘運動、佔領裡作市民對真普選的訴求，喺過程裡有好多反思、討論，令到大家政治意識、社會意識提升，我諗我對投入在運動裡的東西不會後悔，甚至會說是自豪。」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