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今年五一勞動節，引起最大迴響的是九間大專院校及本土組織在同日發出聯合聲明，稱「傳統政黨組織聲稱捍衛工人利益，懇求港共政權憐憫改善港人處境，香港勞工權益卻至今毫無寸進」，表明拒絕參與遊行。事件引來網上罵戰，有網民諷學生會在facebook發聲明「真係好勇武」。
組織遊行的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獨媒訪問時指以「行禮如儀」形容五一遊行：「咁都得，真係好離譜」，他指遊行不是工運的全部，工人真正的鬥爭是每日在職場發生，批評「聲明是對工人的侮辱。」蒙又回應行動不夠「激」的批評，指「如果每一個場合都掟磚，同樣是儀式化咗掟磚。」
斥「行禮如儀」是片面化的批評
對於遊行被指「行禮如儀」，蒙兆達斥是片面化的批評，工運不能只以遊行為運動的單一指標。他指工運的成敗，視乎的是在過程中是否多了工人認同和參與、工人對勞工和社會問題的批評視野、意識和組織的力量有否提升，遊行上街只是工運的其中一步。
今年五一遊行有逾2,500人上街，蒙兆達指「遊行背後蘊釀和動員的過程，不可視而不見。」「背後其實做了好多組織和動員的功夫。」他指如新巴職工會的司機，在遊行一個月前在站頭派單張，呼籲工人參與、爭取司機支持並講解訴求，宣傳爭取十七天公眾假期和取消強積金對沖等，「咁先令遊行有呢個人數。」
對於聯署中「懇求港共政權憐憫」字眼，蒙兆達的火氣比「行禮如儀」更大，認為是對每日在職場抗爭的工人的侮辱。他指不少工人在長工時、低工資和面對老闆的打壓下仍站出來抗爭，「工人付出的代價值得尊重，亦不見得是乞求誰的憐憫。」在遊行後，工人繼續每日和僱主在職場繼續抗爭，爭取應有權利和生活尊嚴。
蒙兆達指，如果工運要做到細水長流，最重要是在職場作更多組織和培育的工作。「這些工作不可以用『行禮如儀』四個字就抹殺哂。」「不能因目標還未實現，便把過往工作批評得一文不值。」蒙兆達又認為學生會的聯署是借工人過橋談本土議題，質疑他們是否真正關心工人。「真係關心就不會踩他們『行禮如儀』。」他希望學生會對言論會有所反省及道歉。
國族遮掩階級
對於聲明中指爭取勞工權益的困難在於當局政策向中國傾斜的論述，蒙兆達亦不認同，「爭取不到取消強積金對沖和全民退保是否就係因為政策傾斜中國？」「你話傾斜商家，而中國政府要籠絡他們，要令社會和經濟穩定，我都可以理解。」
蒙兆達指，部份本土派以國族問題遮掩了階級壓迫，並只聚焦在港共政權，忘了背後操控的其實是中共政權。他認為聯繫國內被壓迫的民眾及工人同樣重要，因為這才有機會動搖中共管治基礎的重要力量。
每年勞動節，職工盟都會將聯署聲明發予各大學生會，邀請參與聯署。今年收到回覆一是不作聯署，二是不予回覆，最終聯署只有理大學生會參與。蒙認為聯署與否不重要，重點是有沒有其他方法關心勞工及改變勞工處境。
搞工運是否一定要次次罷工？《明報》早前解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安裕），不少網民認為《明報》員工應發起罷工，迫使資方撤回決定。蒙認為要先思考罷工希望得到的結果是甚麼，強調在無準備及組織下罷工，而參與罷工的成員不是大多數的話，很容易被資方安排其他人手取代。結果罷工行動不但未能停止生產，更令工人對工會失去信心。「資方仲有可能透過罷工一舖打冧工會。要罷工，手段和目的要區分清楚。」
蒙強調不能為激而激，行動只是一個手段，重要是手段能否達致你的目標。「如果每一個場合都掟磚，同樣是儀式化咗掟磚。」
對於聲明中將移民列為「外勞」一種，蒙兆達指如工作間中有新移民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當工人要和老闆談判講數時：「只組織後者，你認為會是更大機會還是更小機會成功爭取呢？」他認為排外只會造成自我分化，削弱工人及階級力量，益了資本家和管治階層。「唔可以再停留係意識形態及叫口號，要讓人相信你的理念更能帶來轉變。」
由議題到成為法例——最低工資
至於近年工運是否毫無寸進？前後在職工盟任職逾20年的蒙兆達並不同意，他指職工盟在1990年成立時，有約20個屬會、7萬會員，到今日已有近100個屬會及19萬會員。回顧過去逾20年的工運，他認為如今工會的力量是有所增強，社會意識亦有所轉變，最重要的兩例子是最低工資立法及2007年扎鐵工人罷工。
蒙兆達指最低工資在2011年正式立法，背後是十多年爭取的成果。蒙兆達指運動先是在1999年在立法會內動議要求立法，再到2001年推動政府部門改革，要求房屋署外判清潔員訂立最低工資，至2004年政府部門終引入最低工資指引，規定外判非技術工人資不能低過行業市場職位工資的中位數。
當成功迫令政府部門改變政策後，便繼續爭取運動拉闊戰線，把戰場擴展到大學的基層職工。港大、中大、科大和理大相繼設立大專基層關注組，工會、學生和工人共同抗爭及推動最低工資。當時薪金僅為$4,500的保安，「成功爭取」上升至$6,000。
大學也回應最低工資訴求後，職工盟在2005年首次倡議最低工資的水平應為時薪30元，一年後針對九巴$8.3及肯德基$15的刻薄時薪抗議，並成立「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又曾經發起絕食，狙擊和對比工聯會的$25方案，最終迫使曾蔭權政府就最低工資立法。
蒙兆達強調，重提立法前的多個階段是因為最低工資是由無人支持到越來越多人認同。運動過程中要建立不同陣地，將憤怒行動轉化成政策倡議，令政府不得不透過政策介入，調整和回應社會的訴求。「如果只看到團體去政總門口抗議，而看不到工會和當權者之間的角力，咁係好短視。」最低工資的爭取運動，亦成功挑戰「大市場小政府」及不干預主義的意識形態。
罷工獲社會更多支持
扎鐵工人在2007年的罷工，是過去多年工運的里程碑。蒙形容扎鐵工人主動出擊，爭取加薪而非被動地就裁員、減薪作行動回應。蒙兆達回顧當年36日的工潮，經歷罷工、堵路、遊行、集會等行動，最後成功爭取日薪$860及8小時工作方案。
成果在工潮後持續顯現，扎鐵工的薪酬在建築業內可說是「一枝獨秀」。從2008年開始，每年，工人每年都會和資方就薪金調整進行談判，平均加幅達10%。資方更希望和工人一次過商討未來三年的薪酬增幅，避免再有罷工或同類抗爭事件。蒙兆報強調，這是工會砌回來的成果。
扎鐵罷工，啟發了更多工人抗爭運動。2008年先後有雀巢、屈臣氏及維他奶罷工，到2013年更有葵涌貨櫃碼頭工潮。連串行動後，社會已開始不再相信靠個人努力可以向上流動，不滿財團壟斷資源，社會的階級意識有所提升，他指扎鐵罷工基金當年籌款逾100萬，到碼頭工人罷工時籌得高達890萬，正正反映社會意識的轉變。
梁振英政權下，標準工時被拖延、全民退保假諮詢，是否更難爭取工人權益？蒙兆達思索一會後也認同，他指在現時的政治氣氛下，只會越來越多人衝擊既有的政治秩序，「你睇，環保組織衝擊城規會，工會衝擊標準工時委員會，學生團體衝擊校委會。」但他強調不能寄望特首更替能帶來改變，最重要的是工人的力量。
訪問：麥馬高、黃俊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