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6月4日晚，維園燭光依舊。維園以外，一班基督徒組成「屏采」，同一時間舉辦兩小時的悼念晚會，沒有口號沒有強勁音響，透過獨白劇及音樂，敍述12位死難者、倖存者及家屬的故事。
自四月籌備至今，屬於九十後的獨媒記者亦參與其中，經歷58日的思潮起伏。
引言：六四與我
首次聽說六四是小五的時候，情景歷歷在目，仍記得當時坐在中央第二排右邊座位，聽見班主任說死難者在坦克下被碾成肉醬，內心驚訝與憤怒交錯，腰板立時挺直，眼晴瞪得大大的。平時嘈吵不已的課室，彌漫著一股冰冷寧靜。
六四二十週年，中三的我尚未打算投身傳媒，但看到某報章報導維園燭光晚會，只佔右下一小角版面，心裏隱隱作悶。那年，在圖書館借閱封從德所撰寫的《六四日記》 ，書看不到一半便歸還了，當時深覺要疏理六四這回事，得先消化海量的資料。背景之複雜，中三女生自覺不能消化。啟蒙一直未有消去，大學時替兩姊弟補習，主動談起六四事件始末，附上王維林擋坦克的照片。就讀高小的姊姊對死難者的過身不明所以，就讀初小的弟弟僅是點點頭，姊弟們對事件沒有多少感覺。種子栽種不下。
六四廿五週年，支聯會的悼念方式遭受質疑，本土派另立門戶，自己對悼念的思考也亂成一團。「假如我們不想空口喊『毋忘國殤』、『平反六四』，我們便要先問清楚誰是受傷的主體...」閱讀突破書誌的六四專題，思緒重新回到記念的原點。悼念，怎能忘掉受傷的主體？在六四而言，主體便是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在各種爭拗中，抓著了軸心，思考得以疏落。
去年，我在維園與中大之間，選擇第三條路 ─ 屏采辦的六四悼念晚會。晚會沒有口號燭光，而是述說兩位死難者蕭傑和袁力的故事，後來才知道這是屏采辦悼念晚會的一貫傳統。細聽蕭傑的遺書、袁力寫給北京自治高聯的書信，仿置於1989年的時空，心思意念得以聚焦在死難者上。在去年的一片爭拗聲中，猶感孤獨，怎麼沒有人提及受傷的主體？怎麼沒有人關注天安門母親的想法？因此在屏采晚會上，仿如尋見知音。當下驚覺自己的想法原來可以如此實踐出來。
4月8日，首次會議
2017年4月8日。
出發到首次會議前，略搜尋網上新聞，恍然發現兩年之間的強大落差。去年六四討論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十一間大學學生會缺席支聯會維園悼念晚會、樹仁大學學生會編委會批支聯會如「鴇母龜公」……相隔一年，爭論冷卻。學生會續缺席「大台」，維園燭光依舊，分歧不再是新鮮事。在這處境之下，屏采由起點開始討論，有趣的是，這起點不是「如何搞」，而是「應否再辦」。
討論之時，特首選舉才剛結束一星期。 有人說到，自己的感受矛盾，擔心只會演化成 John Tsang 式悼念，令自己及他者愈發麻木。又有人談到記念是意識形態之爭，應要言說今天被遺忘之事。「我覺得無論以甚麼形式進行，都不能停止述說他們﹝六四死難者﹞的故事。」一直未有主動發言的巧巧開口了，講出眾人心中所想，共識由此定下：今年屏采再辦悼念晚會。
那麼，故事應如何述說？
1989年，李鵬定性學運為搞亂社會的「動亂」，死難者及倖存者隨之被扣上「暴徒」帽子。小金說，有感當年被標籤的所謂暴徒，也只是平凡不過的小市民，悼念可由這角度入手，令參與者察覺暴徒的平凡性。出發前曾自我質問，一直堅信的「主體悼念論」會否過於抽空當今處境。聽著小金的提議，漸漸解開內心疑問。因為暴徒的想像，並不遙遠。
4月29日 ，悼生 ─ 喻東嶽與今天的「暴徒」
談及「暴徒」，自不然想起去年旺角騷亂被補者，都是被官方媒體標籤為「暴徒」。與大伙兒搜集六四暴徒的故事時，喻東嶽的名字吸引起自己的注意。
在六四歷史記述中，喻東嶽的名字仿如埋在洪流，鮮為港人所知。支聯會網站的有關描述僅有百多字 ─ 「來自湖南 3名青年喻東嶽、余志堅、魯德成，將標語「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張貼於天安門城樓的門洞旁，並將盛滿顏料的蛋殼扔向毛澤東畫像，3人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 20年、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16年。」描述之外，尚有不少殘酷現實為人忽略。當年廣場學生與之割蓆，拉出「這不是人民／ 學生幹的」橫額，最後把三人移交至公安手上。喻在獄中多年受虐，患上精神病，意識從此死在 1989 年。
左：喻東嶽，中：余志堅，右：魯德成，圖片來源：六四檔案
Kris 同樣受這事所觸動，「只是扔彩蛋而已，用不著這樣高的刑罰。」刑罰之重令人難以理解，學生的割蓆也顯得無情冷酷，不解或因今天的我們不能代入當年處境。事發當天，天氣突變，廣場上有人稱「毛澤東顯靈」，可見毛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在今天來說，三人的舉動無甚特別，但當年可是刺中神經，遠遠超出底線，因而遭到割蓆。讀著讀著，大半年前的訪問浮在心中。
「我依然好期望『和理非』的群眾去反思，是否要完全否定勇武，開記招譴責，跟我們割席？」前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楊逸朗的話猶在耳邊，這番話會否也是喻東嶽的心聲？在網上尋不見喻東嶽的心聲，但找到當事人余志堅的說法：「正如眾所週知的情形，我們三人後來是被“高自聯”廣場指揮部交給中共公安部門的。雖說我們早做好了一定的心理準備，但當時的經歷確實給我們的心理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5月5日，悼亡 ─ 細閱徐玨故事
四月下旬，天安門母親成員徐玨去世。由此才得知早在兩年前，屏采曾以徐玨與其兒子吳向東的故事為主軸。翻找屏采兩年前的晚會場刊，一口氣讀完徐珏筆述失去愛子的經歷後，只覺鬱悶而沉重。一刹那的「感通」，原來是這般難以承受的重。當下嘗試默想徐的面孔，卻止不住淚水，無力繼續。情感突如來襲，深沉且陌生。由小五得悉六四至今，曾跟補習學生分享六四死難，到過紀念館閱覽資料，在維園中舉起燭光悼念，卻未曾完整細閱一篇六四難屬的心聲。
「你能牢記多少個六四死難者的名字？你能講出他們當中的故事嗎？」去年在屏采六四悼念晚會上，主持向參與者發問，當時我腦海中一片空白，只有「坦克碾過民眾」的理念。今天，腦海中多了「徐玨」及「吳向東」兩個名字。
今年晚會亦以徐玨的故事貫穿，以記念徐在今年四月與世長辭，圖為屏采一員朗讀徐玨失去愛子吳向東的經過。
5月6日，不敢苟同也別成為烏合之眾
會議上，大家各自談到自己深刻的六四暴徒故事，選取部份作今年晚會的主軸。Kris 難忘倖存者張林因六四與女兒骨肉分離。小金留意到死難者戴偉的故事，戴偉當天如常經過上班的必經之路，卻遇上武裝部隊，中彈身亡。小金由此想到暴徒與「被暴徒」的可能性。大家開始商討何謂暴徒，談到成為暴徒，不是要做甚麼，相反是要「在現場」，經歷抉擇。聽著聽著，心思卻飄至暴徒以外的大眾。
喻東嶽的故事總教我想起今天被標籤為「暴徒／激進的」學生，同樣都是有別於抗爭大多數，又被政府定調窮追猛打的，兩者有不少相似之處，如：意會抗爭口號失效，要求與「大台」對話等。「暴徒」這個帽子雖然是由當權者編織，但群眾也有份把這帽子帶在當年的六四上。傑聽見自己的分享，回應道：「所以有人會形容群眾是烏合的，容易被鼓動被利用。」
當年的學運領袖封從德形容，喻等人走在歷史的前面，而這正是悲劇所在。若果歷史能重演一次，群眾大抵不會把喻等人交到公安手中。但人們的認知受時代侷限，有誰能確定今日下的決定是無悔無誤？我擔心自己畏於置身現場，不能成為暴徒，更擔心自己會成為亂扣帽子的烏合之眾。
5月13日，下不了筆的「昔今」
在籌備工作中，我負責撰寫一篇「昔今對比」，敍述昔日死難者被扣上「暴徒」之名，延至今日處境作對比，悼亡同時也悼生悼己。思索良久，未能下筆。會議上曾有人分享，閱讀死難者資料時，有感自己正在苟且偷生。「苟且偷生」這詞語簡潔有力，但非出自我口，亦不是心中最由衷的感覺。於我，要悼念的部份是甚麼？
晚會上設置難屬心聲站，參與者席地而坐，聆聽難屬一字一血淚寫成的證詞。
5月27日，悼己 ─ 六四不合理，但不深刻
「這段日子，大家常常說悼己悼己悼己，那對你來說，悼己是指向那部份？」跟屏采再次談起「昔今對比」，小龍直截了當地問以上這問題，教我再次直視內心的拷問。當日下午採訪六四本土導賞團，與參與者傾談，大家自不然談到民間悼念多年定格於死難者遇害的做法。一位八九年出生的參與者說，這定格成功令記憶得以傳承廿載，也令六四變成空泛的情感符號，新一代對悼念不明所以。
「曾經歷的人可能會覺得六四是『大是大非』，而新一輩亦可能覺得六四事件的發生是不合理的，但不深刻的，只有一點朦朧、零碎的感覺。」
─ 雷永錫
搜索資料時，翻到中大學生報2003年出版的六四特刊，特刊編委雷永錫形容未經歷六四的一輩，只會感到六四是一件普通的歷史事件。看到這番話時，不覺能應用於己，對我而言，六四一直是件重要事，怎會不深刻呢？但讀進徐玨故事，感受前所未有的震撼後，內心頓然缺少那份理直氣壯。這樣想著想著，才勾起首次會議上的一個小片段：冬冬說起，同學寫論文時提及六四，卻無甚花心思了解前後原因，解釋起來時，竟只能說出屠城結果。當時坐在旁邊的我閉口不言，腦中只有不同瑣碎的關鍵片段，卻不敢斷言當中正確的先後次序。兩個月籌備下來，才發現六四對己而言是不合理，卻不深刻。哀悼六四，也是哀悼自己。
6月1日，悼念的高低之分？
「我不明白為何你們要分開搞，這樣豈不是削減影響力？」六四導賞團中一位女生得悉屏采的悼念晚會後，立時發出問題。「我對這（屏采辦六四悼念晚會）的立場是 neutral，但這樣只會令維園燭光愈來愈少。」
身邊有不少朋友曾出席屏采悼念晚會及維園燭光晚會，能把兩者比較，其中一位認為屏采即使無意，也予人「悼念有高低之分」的感覺。與大伙兒合作兩個月多，未曾聽見他們談及支聯會的不是，亦未曾聽見他們對另立門戶作深入討論，大抵是辦了兩年已早有共識。在六四當晚，碰見一位原打算獨自在家悼念的朋友，「若沒有這兒的晚會，我想我不會出來了。」這時，仿佛瞥見去年的自己，那份只想找個地方好好悼念的感受多麼熟悉。悼念沒有高低之分，但人總能選擇如何記憶、追思。
6月4日，維園以外 悼亡悼生悼己
在晚會上，我如常朗讀昔今對比，當中一段如此寫著：「民間悼念定格坦克碾弊死難者的瞬間，教人感到忿忿不平，無不憤慨。或因如此，記憶得以傳承廿載。亦因如此，六四這事淪為空泛的情感符號。死難者的名字，家屬殘存於世的故事，未曾細閱，未曾牢記，何以悼念？」由導賞團及自身經歷而整理的感受真實無比，理應讀得理直氣壯。然而讀到「空泛的情感符號」，內心略為退縮，無數問題在心中響起：「今晚的晚會又會否只以情緒主導？參加者明早醒來，除了記著幾個死難者的名字，還有甚麼？六四的哀痛，沉重亦陌生。如何才能不忘這份哀痛，讓其成為一條刺，刺著自己每天要清醒過活，乃至成為暴徒？」
黑布置於中央位置，參加者除了記下死難者、生還者及難屬名字，亦可記下自己的名字 ─ 悼亡悼生時，亦悼己。有參與者表示，暴徒代價高昂，未敢記下自己的名字。有參與者則表示，記下名字時深覺沉重萬分，但希望籍此期許自己衝破限制，有日能敢於在現場，下抉擇。
自疑的過程中，一位參加者的分享打動內心。他說，看著六四死難者被冠以暴徒之名，想起旺角騷亂中的被捕者。當天他同在現場，免於被捕，卻未感倖幸。他深諳成為暴徒的代價高昂，尤其關注每一被捕者的最新動態，「星期一又開審了。」眼前這有血有肉的人，曾經在現場，正承受抉擇伴隨的惶恐 。暴徒的想像近在眼前，毫不浪漫。
作暴徒之先，得先直視成為暴徒的苦。
儀式結束，眾人合上眼禱告。禱聲中，腦海浮起多個片段。2014年，我和大學同學在教會獻詩後，聚在茶餐廳食飯，旁人突然大叫：「是 Joe！」電視直播上，朋友正在特首辦與抗爭者組成人鏈，而我的口中正嚥著西多士。此後一段時間，傳來他在街頭辱罵長毛，焚燒立法會垃圾桶的新聞。我詫異他的轉變，卻未曾主動關心和發問，反正立場各異。直至去年的訪問，促膝長談四小時，才收起這高傲的想法。眼前的他卸去勇武面具，坦言內心的無力感。對答之間，不但驚覺彼此觀點的距離沒有想像中遙遠，亦重新看見對方。今年三月，他站在法庭的被告欄中，我坐在對面的記者席上，對望之際，他向我點點頭示意。即使重拾友誼，同行亦帶著難以超越的距離。
"Just walk beside me and be my friend."
祈願立場各異時，亦能與他者同途，別讓暴徒孤單。
〈關於屏采〉
屏采由已畢業的大專基督徒於2011年成立，寄喻能化作屏風，透出上帝的光彩。透過創作及群體生活，思考信仰，活出召命，如：舉辦音樂會、翻譯書籍等。由 2015 年開始，屏采舉辦六四悼念晚會，以一至兩名死難者或難屬的故事為主軸，聚焦六四主體，還原悼念本身。今年屏采在牛頭角一教會再辦晚會，除了悼亡，也悼生悼己，共85人出席。
記者：鄧安琪
攝影：饒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