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鄧卓儒（Heyson），24歲，大學傳理系畢業後成為影視工作者。這個青年想過為支聯會拍一套紀錄片，名字也想好了，叫《以義聚眾》。可是，他說完片名後語氣變得猶豫，「支聯會值得被紀錄，因為組織內的義工連結真的很強大，可能以後待我能力再成熟一點，才去找他們商量吧。」
其實不止支聯會，他作為一個「支青」成員，也同樣值得紀錄。不然沒多少人知道，他一身黝黑皮膚背後，大概是緣於每次遊行當糾察日曬雨淋所得來。
從父親口述得知六四
香港眾志在六四廿九周年前夕，發佈一條街訪片段，問一群中學生對昔日的流行文化有沒有印象，進而問到六四，卻沒有學生知道太多詳情，甚至疑惑是否有必要悼念。沒有經歷過六四屠城的一代，要了解的話，不少人可能從長輩的見證中得到。Heyson高小的時候，父親開始向他提及月曆上的這一日，在1989年的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他說起那年5月至到6月初電視機沒有停止播放過北京民運的消息，他說起一百五十萬人遊行的震撼。
「直到中學，我開始對六四有初步的了解，每年集會《蘋果》、《明報》會頭版報道有多少人出席，我都剪下來收藏。」2012年考過公開試，他第一次身在維園的燭光之中，離開時見到支聯會義工呼籲青少年加入支聯會青年組成員，決定加入。
那年成為「支青」的約有10人，Heyson憶述他們在教協見面，支聯會的秘書O姐介紹組織架構運作後，舉辦了迎新派對。以後，他不再是一個單純出席遊行、集會的青年，而是負責在每年3月起和組員構思活動，協助編輯支聯會的活動通訊，六四前夕支聯會發起的大小遊行，支青組以糾察的身份從旁參與。
義字連結支聯會
「角度不同，身份不同，責任大了。」他想起當糾察時掛起的臂章。「開始以一個搞手的身份去思考為何有一場遊行，思考請願的方式。我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進入六四，始終未親身經歷過，會堅持對錯，但是那種對死難者的心痛，可能比不上89年的人那種切膚之痛。」
攝：周頌謙
大學一年級直到大學三年級，Heyson一邊忙著參與大學「莊務」，一邊在支青幫手，這段時間正值支聯會六四晚會被質疑，城邦派陳雲的「六四祭壇」說、2014年傘運之後，學界學生會組織換屆時，總就應否出席六四悼念晚會、悼念六四掀起爭論。傘後的Heyson已然「落莊」，是個「老鬼」，但是想起當時上莊的諮詢會，已經有會眾關心他的支青身份；和莊員討論社會議題時，他們也半開玩笑地說「你代表支聯會，講講你的看法」。
對他來說，支聯會是個很大的資料庫。「那裡收集許多80年代一批關心民主、關心香港社會的人的情感和記憶，有許多市民寄來的錄影帶和信件。畢業後有段時間，我曾經幫忙為那些錄影帶做些轉檔、備份的工作。而且支聯會可說是沒有常規員工，義工之間的連繫很深刻，每次出車去貨倉搬物資，司機和搬運的都是義工。他們不少人應該在支聯會一創立時就來到，像家人般親密。」
曾想支青可與眾志睇齊
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3年碼頭工潮、2014年爭取真普選、人大「落閘」引發大專學界罷課、926學生爬入公民廣場、928催淚彈在馬路炸開、傘運後社會迎來本土思潮高峰。悼念六四內外也好，這一代青年猶如身處旋渦，每一件事互相扣連，令他們不得不思考面對。
身為支青，尤其是放到今日的語境，「支聯會」與「青年」被不少年青人視為不可調和的衝突，Heyson自然一番複雜感受。
「我並非對支聯會完全沒有懷疑，我也比其他人更傾向道出質疑。我們那一屆的主席是鄒旻芳，我是副主席，我們構思過支青的定位，希望不再是可有可無的存在，而是有自己的旗幟，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和學民、眾志等青年組織睇齊。」他說，那一屆的支青除了幫忙支聯會籌備集會，也組織過讀書會、社運電影放映，希望在傘後思考出路。
他和組員不是沒有想過，可以透過支青作為轉達年青人看法的中介，讓支聯會可以從中檢視、調整。不過支青面對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沒多少人認識他們。
Heyson記得前幾年他代表支青到城大參加講座，現場有港大《學苑》的前總編梁繼平。到發問環節，台下的年青人一窩蜂追問他支聯會的帳目是否混亂，有「呃捐款」的嫌疑；幾乎每條問題都將支青和支聯會劃成等號，令他尷尬起來。
「捐款帳目那些問題我答不出。而其實網上那麼多批評支聯會的聲音，也沒有特別針對支青組。如果有人批評我們是左膠，我們大可以發出貼文回應，但是當時我們只能夠心知，知道自己不是他們口中的左膠。」
進退失據之中，支青漸漸失去新血加入，加上本身支青組招收成員的年齡限制是15至25歲，超齡的成員也許漸少與其他人見面，這段青春各人有各人的發展。直到2017年，支青組主席位置懸空兩年。
Heyson回望這幾年的支青生活，覺得猶如入了寶山一回，在資料庫當中找到不少六四的記憶和情感，但是他也發現自己與心目中能夠很好地奉獻的自己，仍有一定距離。「能力好似局限在做不同活動的搞手，我想變得更好，現在雖然淡出支青，但可能以後我會回來，用另一種身份，可能做影像工作吧。」
記者：陳子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