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10月8至9日,何韻詩將以獨立歌手身份回到紅館,舉行「Dear Friend,」演唱會。
紅館可算是阿詩的一個起點,她的歌手夢,始於多年前看的第一場演唱會,那時在台上發光發亮的,是梅艷芳。
多年後,換了她踏上紅館舞台,開了三次個人演唱會。來到第四次,經歷了過去兩年的風起雲湧,身份已由單純的明星,變成有種責任的獨立歌手。
黑非黑
日前釋出的演唱會海報及宣傳片,主調是一片黑。「黑色其實不是單純的『黑色』」,阿詩說,「如果以光學、顏色的角度,它是包含了很多顏色在內。」就如我們所處的時代,資訊、觀點、情緒泛濫,交織在一起,就成了一片混沌。
而這種黑無所謂正或負面,「黑與白、光與暗,其實只不過是世界的一個平衡。有白就自然有黑,有光就自然有暗。一個壞的時候,不必然完全是壞的。夜晚的黑暗,其實是曙光出現之前的休息。」阿詩想問的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應該站在怎樣的位置?
雨傘至今差不多兩年光境,香港人由團結激昂,變成無力消極,再演變成憤怒。「是時候去問,我們接收過各種情緒,也發洩過,接下來怎樣呢?是繼續以情緒運作,還是有其他可能性?」
對立,對話
阿詩形容,世界陷入了「戰亂」,不只是流血的戰役,更充滿思想上的戰爭,充斥兩極、對立,人們往往被情緒淹蓋。
「每個人看到的真實,是不同的。」阿詩說起月前看到Wall Street Journal網頁上的「Blue Feed, Red Feed」,它讓讀者看到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者的Facebook內容,例如同一則關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Donald Trump的新聞,在Blue Feed盡是嘲諷,但在Red Feed卻是讚美。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震撼,你選擇了看某幾個單位的資訊,每日接收到的就會是某方向的首點,但原來在世界另一端,可以是完全相反。」近日大熱的奧運新聞亦然,「你很容易會因為這些判斷,覺得自己看到整個世界,但其實你只不過在看它的一部份。」
演唱會的題目,正回應了這種對立。「Dear Friend」二字,源自1939及1940年,甘地寫給希特拉兩封信。當時納粹德軍在歐洲大舉侵略,堅持和平非暴力抗爭的甘地,以「Dear Friend」開首,表明善意,與魔頭展開對話,希望叫停戰爭。
「Dear Friend,」象徵跨越對立的橋樑,逗號則開展接著的故事。接下來如何做,阿詩希望大家看完演唱會後,尋找自己的答案。「由我的角度出發,我認為是時候尋找一些更加靈活的方法,超越情緒、超越所有對立、更聰明的方法。但究竟所謂聰明的方法是甚麼,每個人都不同,我將這個問題拋出來。」
而她依然相信個體的力量。「個體的力量就是指,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創造,可以是在你的空間內創造一些可能性,如何不被身邊的體制框住,如何在生活中變得更加靈活,如何不被各種強權壓逼到失去自己。我認為這是我看到的一個方向。」
挑戰「紅館」體制
去年3月脫離唱片公司,阿詩宣佈成為獨立歌手,隨後的「18種香港」巡演到過伊館、Hidden Agenda、麥花臣開騷,但唯獨紅館,總共入紙申請5次才獲批。
紅館是政府康文署場地,阿詩指理應與租用球場一樣,依申請先後次序批出,沒有其他考慮,「有期冇期,就係咁簡單,不會因為你體格比較好就租羽毛球場給你」。然而行內有不明文規定,「入紙紅館你係冇say,不能看有甚麼檔期,入紙後只能等消息」。程序不透明,「政府場地變了商業運作」,阿詩坦言多次入紙是想挑戰這個機制。
紅館是傳說中的香港流行音樂殿堂,睽違3年阿詩再在此地開個唱,有人期待,但也有人質疑「獨立」為何又走回「體制」。阿詩反駁,紅館這個空間本身沒有錯,重點是如何使用它。
阿詩指,紅館既是本地流行音樂象徵,亦代表了沒有進化過的體制,「紅館由30年前、80年代開始,成為香港歌手的演出場地,那時訂立的規矩、演出模式,其實來到今天,都仍是那樣。要換多少套衫、分多少個段落、有幾多個贊助商、要有煙花、珠片......由80年代到現在,變化不大。」
而今次,她正是要回到這個地方,嘗試打破體制的一些規矩。「演繹紅館的角度,可不可以不是這樣?可不可以不要當觀眾冇腦?」
集體贊助抗白色恐怖
這個實驗的第一步,是「集體獨家贊助」。有別於香港大部份演唱會,由某一兩間大公司傾力贊助,阿詩讓中小企及個人作「小額贊助」,以$15,000為單位,結果獲近250間商戶支持,總金額已超越一般大公司的獨家贊助額。
反應如此熱烈,超出阿詩預期,令她非常感動。其中一款宣傳海報中,所有贊助單位的名稱包圍著阿詩,「前幾日某個晚上,突然一望,真係有少少湧淚!」
集體贊助的另一背景是封殺。3個月前,Lancôme受到內地壓力,臨時取消與阿詩合作,鬧得滿城風雨,更引起國際關注。事件發生後,原本正與阿詩洽談的幾個客戶都打退堂鼓,部份甚至已簽約,但不是無限期押後,就是不了了之。
「白色恐怖已滲入每一個渠道,你身邊所有東西都已經被制肘。集體獨家贊助就是想講一個相反的訊息,其實我們真係唔駛咁驚。」一群素未謀面的人,集合微小的力量,當中意義不純粹是支持她或一次演唱會,「這班人告訴你,個city唔係真係dead晒,仲有好散收收嘅生命力,周圍都有,但要找方法聚合起來。」贊助額的10%將會撥捐即將成立的「十八種香港」社企基金,支持本土創作、小店,延續這份生命力。
失落了的創作純粹
阿詩成為獨立歌手後,只在2015年推出《是有種人》一首新歌,大碟就更加要追溯至2013年的《Recollections》和《Coexistence共存》。
她現正製作新唱片,經歷如此多事的兩年,她說,終於回到作為歌手的本位。
但是,回得去嗎?「以前我去做一首歌,可以很純粹。例如我想講《光榮之家》、想講我的家,咁我咪講。想說就說,是很純粹的。」
「但係我到了現在,真係會諗多咗。例如這個演唱會,直至發佈前,其實我還是反反覆覆、矛矛盾盾,諗好多嘢,但以前絕對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當信念與社會氣氛背道而馳,特別困難,例如四周充滿仇恨情緒,但她想叫大家放下仇恨,「少啲堅定都會覺得『算啦,唔好講,可能大家聽唔入耳』。」
阿詩最近旅行時,讀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書,當中提及帕慕克十分懷念被捲入政治旋渦前,寫作的純粹,阿詩表示非常有同感。
走出娛樂圈的保護罩,社會對她的期望,不再是一個普通明星,「有好與壞的目光看著你,可能有壞心眼的人『睇下你做啲乜』,亦有人很希望在你身上得到答案、願景,那對創作會造成一定負擔。但沒有辨法,必須學懂如何面對身份的變換。而確實現在不是太平盛世,我亦沒可能只說自己的感情、一些很細微的事,但如何不過份被影響,我想找回那份純粹。」
走獨立之路,本應有更大自由度,但如今創作空間反而變小?阿詩沉思良久,「要調整自己的心態」,「現在沒有了某些包袱,但換來更多的責任,我如何不讓那些責任,變成新的包袱,這是我的學習過程。」
實際而言,她還是認為,成為獨立歌手面對的最大困難,是要兼顧創作與行政,沒有時間專注做音樂,單是應付Lancôme事件都花了兩個星期,影響工作進度。「沒辦法閉關、只做創作,已經沒有這個luxury。」
路難行,但阿詩明白這不過是選擇與犧牲,而她還是享受透過創作更新自己,繼續用音樂、文字表達自我,「你要不斷創造,才可敵過外邊的摧毀。」
記者:柯愷欣、劉軒
攝影:王瀚樑